202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正式施行，其中第十七條專門對介紹賄賂的定義、與行受賄共犯的界分、截留財物處置及虛構關系斂財定性等作出系統性規制。本條出臺的初衷，本是厘清罪名邊界、統一裁判尺度、從嚴打擊賄賂居間中介、整治新型隱性腐敗，立法用意值得肯定。

但不容忽視的是，司法實踐中容易出現異化：把中間人正常居間跑腿、收取辛苦報酬的常態行為，一律排除出介紹賄賂罪范疇，動輒升格認定為行賄共犯、受賄共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乃至詐騙罪。長此以往，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條規定的介紹賄賂罪，不再有獨立適用場景，很可能在實務中逐步萎縮、近乎消失。有鑒于此，本文從法條原文、制定背景、過往規范與實務慣例、內在邏輯悖論、實務適用隱憂等維度逐層商榷，提示辦案機關秉持謙抑審慎立場，防止定性拔高、輕罪虛置。

一、《解釋（二）》第十七條內容

為便于后續分析論證，先完整援引解釋原文：

第十七條 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條規定的“介紹賄賂”，是指在請托人和國家工作人員之間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使賄賂行為得以實現的行為。 實施介紹賄賂行為，又與請托人或者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實施行賄或者受賄行為，同時構成介紹賄賂罪和行賄犯罪或者受賄犯罪共犯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介紹賄賂過程中，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收受請托人的財物占為己有，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規定的，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定罪處罰；在國家工作人員不知情的情況下截留部分財物占為己有，同時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其他犯罪的，以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和其他犯罪數罪并罰。 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事實，騙取請托人財物的，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本條是針對近年來賄賂犯罪新形態、司法適用新困惑作出的回應性規定，主要基于三重現實背景。

第一，賄賂居間行為日趨隱蔽化、鏈條化。傳統簡單牽線、單次撮合的介紹賄賂，逐步演變為多層中介、幕后撮合、跨圈層運作，中間人不再只是傳遞信息，往往深度參與商議事由、敲定金額、安排交接、利益分成，原有規則難以覆蓋新型行為樣態。

第二，長期存在罪名邊界模糊、同案不同判突出。以往沒有專門司法解釋明確區分介紹賄賂與行賄共犯、受賄共犯、利用影響力受賄、詐騙的邊界。同樣是中間人拿錢、截留財物、居間撮合，有的地方定介紹賄賂輕罪，有的直接按行受賄共犯重罪處罰，裁判尺度散亂，影響司法統一。

第三，契合從嚴整治新型腐敗、隱性腐敗的政策要求。隨著監察體制改革落地、多部刑法修正案修訂，對賄賂犯罪堅持全鏈條打擊。中介撮合作為權錢交易的關鍵環節，亟需通過司法解釋立規矩、劃紅線，壓縮灰色操作空間，實現從源頭規制賄賂居間行為。

正是基于上述現實痛點和政策需求，兩高專門增設第十七條，意在明確定義、劃清邊界、統一標準、從嚴規制。

三、原有規定及實務尺度

在《解釋（二）》出臺之前，我國并無專門針對介紹賄賂與共犯界分的獨立司法解釋，相關規則散見于歷年來規范性文件、立案標準和司法實務共識，長期形成相對穩定、較為謙抑的把握尺度。

從原有規范看，早年有關經濟犯罪案件法律適用解答、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2016年貪污賄賂司法解釋配套指導精神，均堅持一個核心立場：介紹賄賂是獨立罪名，與行賄、受賄共犯有本質區別。認定共犯，不能僅憑中間人有獲利，必須以事前通謀、參與策劃、商定數額、主導交易、深度利益綁定為硬性條件。單純居間牽線、代為傳話、引薦見面，即便收取辛苦費、跑腿費，原則上仍評價為介紹賄賂罪。

從過往實務掌握來看，全國司法機關實踐中普遍秉持實質判斷標準：一是看行為性質，區分中性居間幫助與深度共謀參與；二是看介入程度，不參與謀劃、不主導流程、不分大額贓款的，不輕易升格共犯；三是看獲利屬性，小額勞務性、風險對價性質的報酬，視作介紹賄賂的附隨情節，不作單獨定罪評價；只有惡意截留、虛增費用、黑吃黑侵占的，才考慮轉換其他重罪。

簡言之，原有規則與實務共識始終留有合理空間：介紹賄賂可以有合理獲利，不要求無償撮合；重罪轉化門檻高，不搞唯獲利論。

四、新規易將介紹賄賂推向“無償化”困境

民間素有“無利不起早”的樸素常理。任何行為人甘愿冒著刑事風險，居間撮合公職人員與請托人的權錢交易，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純粹人情幫忙、無償跑腿。收取一定辛苦費、打點費、風險報酬，是當下實務中的常態現象。但對照《解釋（二）》第十七條的規則邏輯，很容易形成一種適用傾向，只要中間人從中收取報酬、獲取好處，就難以再認定為純正的介紹賄賂，極易被直接推向行受賄共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甚至詐騙罪：中間人如果從國家工作人員一側拿好處，容易被評價為受賄共犯；如果從請托人、行賄人一側收報酬，又容易被定性為行賄共犯。中間人如果兩頭聯絡、雙向收取好處費，則可以推導出同一居間行為，同時構成行賄共犯與受賄共犯，甚至產生數罪并罰的適用沖動。

從法理上講，居間介紹者原本游離于行賄、受賄兩方之外，只是撮合搭橋的中間角色，本身既非行賄人，也非受賄人。僅僅因為雙向收取少量居間報酬，就強行評價為既參與行賄、又參與受賄，法理邏輯難以自洽，情理上也難以服眾。這不是理論推演的杞人憂天，而是條文表述留下的適用隱患，一旦基層簡單套用，極易出現定性牽強、拔高追訴的問題。

五、適用必須慎重，防止介紹賄賂罪名存實亡

通讀第十七條不難發現：介紹賄賂行為一旦涉及拿錢、截留、隱瞞實情、虛構人脈，很容易直接跳轉認定為行賄共犯、受賄共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詐騙罪四類重罪。罪名轉換門檻過低、邊界彈性過大，實務中極易滋生三大問題：

其一，主觀歸罪、拔高定性。不看是否通謀、是否深度參與權錢交易決策，僅以拿錢、截留、隱瞞表象直接定重罪，偏離共犯認定的刑法正統標準。

其二，同案不同判加劇。各地對“報酬”“截留”“虛構關系”把握尺度不一，尺度撕裂，有損司法統一。

其三，徹底擠壓介紹賄賂生存空間。輕微居間、作用有限、獲利不多的行為人，本可通過介紹賄賂罪輕刑懲戒、教育挽救，如今動輒升格重罪，該罪名再無案件可適用，慢慢形同虛設。

正因如此，實務中認定介紹賄賂向行賄共犯、受賄共犯、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詐騙罪轉化時，務必慎之又慎、嚴之又嚴。不能僅看有無獲利、有無截留，更要穿透表象看主觀故意、通謀程度、行為介入深度、是否參與利益分配主導權，堅守刑法共犯認定的基本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