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5月20日訊（編輯 瀟湘）亞洲多個最脆弱的經濟體眼下正面臨日益加劇的壓力，盡管伊朗戰爭引發的石油沖擊對經濟造成的打擊不斷加深，但這些國家的央行依然面臨著收緊政策的壓力。

隨著中東局勢緊張對消費者和企業造成雙重打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已深陷資本外流和貨幣暴跌的困境。而過去一周，全球債券市場的動蕩，又給它們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美國國債收益率的大幅飆升已推高美元匯率，降低了新興市場資產的吸引力，從而加劇了亞洲的資本外流。這增加了償還以美元計價債務的負擔，并迫使各國央行在國內經濟增長勢必放緩的情況下，仍不得不加息以捍衛本國貨幣并提升本地債務的吸引力——這使不少亞洲決策者陷入了艱難的境地。

匯豐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亞洲經濟學家Frederic Neumann表示，“該地區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增長將面臨更大壓力，這讓各國央行在是否出手以及如何應對飆升的通脹壓力時，陷入了痛苦的兩難抉擇。形勢可能會變得更加嚴峻。我們尚未走出困境。”

行情數據顯示，高企的油價和通脹擔憂已將全球政府債券收益率推至了多年未遇的高位，3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周二已攀升至了200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美債收益率的飆升加劇了整個亞洲新興市場的壓力。除人民幣外，自伊朗沖突以來，所有主要亞洲貨幣均出現貶值——其中菲律賓比索、印度盧比和印尼盾表現尤為疲軟。

緊急加息依然治標難治本？

在上演了一輪輪密集的“口頭干預”與“直接下場”以捍衛跌入歷史谷底的印尼盾后，市場普遍預計，印尼央行將在本周三不得不祭出加息的大招。

“不過，即便如此也只能帶來短暫的喘息，”凱投宏觀新興市場副首席經濟學家Jason Tuvey表示。“要使貨幣站穩腳跟，當局最終必須摒棄之前的民粹主義和干預主義政策。”

印尼財政部長普爾巴亞·尤迪·薩德瓦周二表示，印尼政府正通過回購國債來穩定收益率、遏制資本外流。

印尼央行此前已通過買入長期債券、賣出短期票據的方式，吸引更多資金流入以支撐本幣匯率。這類似于2022年推出的“扭轉操作”——當時央行試圖緩解新冠疫情后借貸成本的急劇上升。

(美元兌印尼盾匯率與印尼外儲變化)

在菲律賓，交易員和經濟學家們正越來越多地討論，如果比索面臨的壓力進一步加劇，央行是否可能會進行大幅加息或非例行性加息。為了阻斷收益率的破壞性飆升，菲律賓政府甚至在周二的國債拍賣中，罕見地直接拒絕了所有的市場競標。

相比之下，印度目前的防御手段則帶有強烈的保護主義色彩：一邊進行外匯干預，一邊對大宗商品筑起高墻，黃金和白銀的進口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厲管制。經濟學家擔憂，如果國際糧食價格也出現進一步失控，這種防御性的貿易壁壘可能會迅速向整個東南亞蔓延。

花旗集團由Samiran Chakraborty領導的經濟學家團隊表示，印度未來的政策選項可能包括更嚴格的資本管制——包括限制居民的海外直接投資，以及更嚴格的規定，要求出口商將外匯收入匯回國內。Chakraborty表示，未來一個月內出臺此類措施的可能性“很高”，并補充稱，盡管印度的外匯儲備目前仍處于“合理”水平，但狀況正在“逐漸惡化”。

形勢可能急速惡化

對于亞洲新興市場而言，真正的恐怖之處在于歷史的“幽靈”或許從未遠去——歷史已無數次證明，一旦全球金融鏈條驟然收緊，市場信心的崩塌往往只在瞬息之間。

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包括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在內的國家正是因為被扯下了“無法填補巨額經常賬戶赤字”和“無力捍衛匯率”的虛弱底牌，導致國際投資者信心瞬間潰散。在短短幾個月內，這些國家的貨幣慘遭血洗，外匯儲備一夜蒸發，最終引爆了漫長的經濟衰退、惡性通脹以及災難性的政治動蕩。

而2013年美聯儲釋放縮減QE信號所引發的“縮減恐慌”(Taper Tantrum)，同樣因美債收益率狂飆引發了新興市場的資本大逃亡。在那場風暴中，印度、印尼和菲律賓正是受創最深的“脆弱三國”。

這一次，歷史似乎依然有可能重演，盡管這一輪亞洲各國央行早已提前筑堤、加大了外匯干預的力度，但面對巨浪，其本幣防線正搖搖欲墜。

澳新集團東南亞及印度首席經濟學家Sanjay Mathur上周在一份報告中寫道：“由于外匯儲備已大幅減少，而能源價格帶來的下行壓力尚未消退，如此規模的外匯干預將越來越難以維持。”

澳新銀行的經濟學家預測，2026年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經常賬戶赤字將分別占GDP的1.9%和1.1%，菲律賓則將高達4%。

菲律賓是全球受能源短缺沖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目前還面臨著政治動蕩的壓力。油價沖擊已將菲律賓的GDP增速拖至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疫情期間除外）。通脹率也突破了7%，遠超央行2%-4%的目標區間。

在印度尼西亞，現任政府的擴張性財政計劃——包括其標志性的免費供餐項目——則已令本已擔憂該國債務走勢和主權評級前景的投資者感到不安。印度的莫迪政府雖然政治基礎更為穩固，但也面臨著多重壓力：在油價可能加劇財政赤字并推高通脹的背景下，他仍需維持基礎設施支出和福利支持。

野村控股首席經濟學家Rob Subbaraman表示，“‘縮減恐慌’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在于，風險溢價可能急劇上升，看似充足的外匯儲備也可能迅速耗盡。隨著民眾將生活成本上漲歸咎于政府，不斷加劇的生活成本壓力可能導致當地局勢日益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