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牛津英語詞典》將“后真相”列為年度詞匯，意指我們將迎來一個對真相毫不在意的時代。這可能也是近年來知名度最高的年度詞匯之一。不過，十年過去，盡管這個詞已然融入日常，但人們其實始終沒有如詞語描述的一樣墮入對真實的虛無主義態度，相反，人們開始空前地迷戀真實。

這并不難理解。如今，人們刷到的短視頻可能是換臉過的，讀到的小說可能出自ChatGPT，更不用提充斥在社交媒體上的種種“人設”。人們渴望見到的是事實，打交道的是一個活人，渴望從技術構筑的種種幻象中掙扎出來透口氣。其中一個典型的表現是，如在《我們為何迷戀真實》一書中，英國記者埃米莉·布特爾指出的：“以原始和親切為賣點的書籍，正在占據主導地位”。同樣，在中國圖書市場上，非虛構類自述作品、回憶錄也成為近年來熱度很高的品類，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遞》《跑外賣》，以及前段時間深陷抄襲爭議的作家楊本芬創作的系列作品等。

與“真誠”相伴隨的

回憶錄與自傳寫作

“如果如今的讀者無需費力搜尋，便能在社交媒體上讀到大量的‘自白式寫作’，是否預示著自傳體寫作即將終結？”這篇由作家布萊克·莫里森（Black Morrison）為自己的新書所寫的導讀文章的開篇如此寫道。

莫里森指出，如今大量的回憶錄作品中充滿了個人細節，就像是要和社交媒體上那些每天都在出現的私人自白分庭抗禮一樣。其中的很多細節的袒露程度令人不適，比如JR·阿克利的回憶錄《我的小狗郁金香》（My Dog Tulip）和《我的父親和我》（My Father and Myself）用極其坦率的筆調講述了他對寵物產生的愛欲。

《我的小狗郁金香》中英版封面。

在一個被廣泛評價為“自戀時代”的時期，回憶錄的過度袒露無疑體現了一種極致的真誠追求。“當讀者覺得回憶錄不可信時，這一體裁便會遭受根本性的重創”，在新近出版的《論回憶錄》（On Memoir）一書中，莫里森寫道。2025年，《觀察家報》發表的一篇報道揭露了暢銷書《鹽徑》（The Salt Path）的造假問題。《鹽徑》講述了作者雷納·溫（Raynor Winn）和患病的丈夫在經歷無家可歸后，通過沿著英格蘭海岸線長途跋涉1000多公里，重建人生的勵志故事。報道指出，其中最為核心的事實“無家可歸”都存在疑點。一時間，讀者們的質疑如潮水般涌來。

與之類似，今年年初，“鑒抄”博主“抒情的森林”指出，曾出版《秋園》《豆子芝麻茶》等非虛構作品的作家楊本芬涉嫌抄襲，如《豆子芝麻茶》中的多處段落與霍達的《穆斯林的葬禮》類似。楊本芬隨后公開道歉。在許多評論的網友看來，作為回憶錄性質的作品，“不真誠”是底線性質的問題。在越來越多非專業的“素人”作家紛紛拿起筆書寫自身經歷的當下，讀者們或許并沒有特別看重這些作品的文筆，唯獨“真誠”不可以讓步。

自我敘述的真誠，與回憶錄這一體裁的起源密切相關。通常認為，公元371年圣·奧古斯丁寫下的《懺悔錄》是標志性的回憶錄文本。奧古斯丁對自我的反思，對脆弱的袒露，對基督教文化中的救贖意識產生了深遠影響。根據《韋氏詞典》的定義，回憶錄是“基于個人經歷撰寫的敘事作品”。它也是“對值得記錄的事件所作的記述”。“值得寫”，對于很多人來說，這是寫作類似作品時的一個心理障礙——若我不是圣·奧古斯丁，一介平凡人的瑣碎日常真的有人愿意看，或者說，有公共性嗎？

傳記電影《阿涅斯的海灘》（2008）劇照。

蒙田曾經給出過回答，他認為“一個人的生命經歷，就足以代表人類的全部經歷”。隨著20世紀精神分析的興起，通過個體敘述挖掘潛意識的普遍結構成為流行。蒙田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也持續推動回憶錄、自傳體文學的發展。根據本·雅格達（Ben Yagoda）在《偽裝的藝術：回憶錄小史》中的統計，1990年至2010年是回憶錄體裁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根據尼爾森圖書掃描（Nielsen BookScan）追蹤了美國約70%的圖書銷售情況后發現，在2004年至2008年間，“個人回憶錄”“童年回憶錄”以及“親屬回憶錄”這幾個類別的總銷量增長率超過了400%。

《偽裝的藝術：回憶錄小史》

作者：[美] 本·雅格達

譯者：王喆 殷圓圓

版本：未讀｜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0年4月

不真誠不行，

太真誠也不行？

然而，莫里森前述指出的現象也表明：我們可能沒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喜歡真誠——尤其是當它和我們固有的更多觀念定式相沖突的時候。俄羅斯作家李·考夫曼（Lee Kofman）在談及自己的回憶錄寫作時提到：“相比之下，當我坦誠地描寫自己的情感痛苦時，通常會更能贏得讀者的同情，并賦予我的作品更深層次的意義”。莫里森也在《論回憶錄》中寫道，從疾病中康復、從挫折中站起來，這些都是回憶錄非常重要的主題，但對于描寫回憶錄來說，“讀者們總會覺得疾病本身比治愈過程更引人入勝。”

盧梭曾在《懺悔錄》中表達過一層重要的意思：真誠不僅意味著對自己真誠，還需要讓這種真誠被他人感知到。如果說，真誠意味著一種作者內心與外在行動的一致性，那么并不是每一種真誠都能獲得同等的歡迎和接納。比如，人們似乎并不那么渴望從普通人的自我書寫里讀到一種“人定勝天”的堅定，或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淡然，并傾向于認為這些并非真誠的表達。不過，一旦角色調換成所謂的“名人”，或是被媒體神話的“企業英雄”，那么他們經歷的一切離奇之事似乎都變得合理起來。

電影《書店》（2017）劇照。

剛剛憑借《萬物自然生長》（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獲得2026年普利策獎的華裔作家李翊云的遭遇，就很能說明這一點。《萬物自然生長》寫于李翊云的小兒子詹姆斯2024年自殺之后。而在此前的2017年，李翊云失去了大兒子。她在這本回憶錄中真誠記述了與兩個孩子曾經的對話，普利策獎評委會評價其“以冷峻克制、倔強不馴的筆調，聚焦于事實、語言與生命的頑強”。然而，李翊云這種克制的真誠，在中國輿論場卻被指責為一種置身事外的冷漠。

另一位知名的非虛構寫作者瓊·狄迪恩在《奇想之年》中也談到過一段經歷。在丈夫突然離世后，當她在醫院問醫生：“他死了，對嗎？”時，她聽到別人形容她特別“冷靜沉著”。她心想：一個不冷靜的人會怎么做呢？崩潰？需要鎮靜劑？尖叫？莫里森評價，或許此時，盡可能坦誠地講述這個故事，是她唯一能接受丈夫去世的方式。

書寫堪稱最偉大二次世界大戰個人回憶的普利莫·萊維同樣因坦誠遭遇過質疑。萊維書寫自己被囚禁于奧斯威辛集中營中的經歷堪稱事無巨細，比如，鞋子，他寫，“死亡始于鞋子，如果鞋子不合腳，你每天穿著它們艱難跋涉乃至勞動，你的腳肯定會潰爛，一旦潰爛感染，你被送進醫務室，你的生存幾率就很渺茫——因為眾所周知，他們是黨衛軍”。一些讀者批評他過于沉湎細節，同時，沒有在講述大量的細節后給出一個總體像“英雄歸來”一般的積極古史。然而，或許只有經歷集中營式的集體恐怖的人，才會對每一個細節有如此深刻的感知。

勞拉·奈特（1877-1970）關于二戰的繪畫作品《馬犁與土地女孩》。

回憶錄是特殊的，它的寫作同時具有高度的私人性和公共性，坦誠地講述自己面對悲劇時的克制，忠實地記錄那些最細微的恐怖，這些或許都是對自己的交代，但未必是公眾期待的那個“交代”。或許不得不承認的是，人們并沒有那么愛真誠，而只是愛特定的真誠腳本。

社交媒體：

真誠即反諷？

這個問題并不只影響到回憶錄的讀者，在一個人人都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年代，我們其實每天都在面對“真誠”的問題：發帖的時候我們如何講述自己？我們如何篩選心目中覺得充滿“活人感”的博主。這時候，人們偏愛的那些特定的真誠腳本同樣發揮著作用。

《我們為何迷戀真實》

作者：[英] 埃米莉·布特爾

譯者：馬雅

版本：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10月

即使是對應對媒介經驗相當熟悉的明星來說，面對這種腳本也常常犯難。布特爾在《我們為何迷戀真實》里就指出，進入社交媒體時代，明星跟隨潮流，都希望自己能夠在粉絲心目中是“接地氣”的。但是“接地氣”并不天然等于“真誠”。“在現實生活的用法中，接地氣常常趨向一種極端自我的毀滅式人格”。因輕微抑郁整日癱在床上很“接地氣”，為了無用之物孤注一擲很“接地氣”，在減肥時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而吃了垃圾食品，也很“接地氣”。相反，堅持自律健身，堅定地步入婚姻，反而顯得沒那么“接地氣”。布特爾打趣道，在如今的社交媒體上，“接地氣”約等于“把生活過得一團糟”。

電影《頑主》（1988）劇照。

這背后同樣是人們對某種更受歡迎的“真誠”腳本的預設：一個真誠的人，會不去掩藏那些看起來被公認為缺點或者尷尬的事情。這種袒露——或者說“出丑”——本質上傳遞了一種明星的“可共情性”，讓粉絲覺得與自己的偶像之間的距離縮短了。明星在社交媒體上顯得更受歡迎。這類腳本很快也被社交媒體識別為“漲粉”最重要的動力。以至于，2015年，擁有50萬粉絲的Ins網紅埃塞娜·奧尼爾（Essena Oneill）刪除了自己過去所有發過的光鮮亮麗的帖子，并徹底更換了保留下來的照片中的配文，讓自己顯得“更有缺陷”。

不止明星，在如今的社交媒體上，受到歡迎的“真誠”有很多種，但其共性，便是能讓人感受到被共情和被理解——人們喜愛真誠，前提是不被這種真誠冒犯。史蒂芬尼·貝克和克里斯·羅杰克在《生活方式導師》中分析了社交媒體上的知識博主。不論是數碼產品、運動健身等日常生活知識，還是專業的學科知識，知識博主和權威專家最大的區別，即是他們對“處于系統之外”的自我標榜，以此凸顯他們的知識別具一格，有別于刻板的專家們——一個愛情博主往往會用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用真誠喚起受眾的共鳴。在受眾眼中，他們可能比一個研究愛情社會學的專家更權威——盡管，很難說他們提供的究竟是知識，還是純粹的共情。

《生活方式導師》

作者：[英] 史蒂芬妮·A. 貝克 [英] 克里斯·羅杰克

譯者：胡菡文

版本：拜德雅｜上海三聯書店 2026年4月

在公眾對特定真誠表現出的熱忱之下，真誠也終于成為擁有模板的流量生意，最終，這還是會威脅到真誠自身，我們會越來越難在社交媒體上去分辨一個人是否真誠，抑或他是否正在表演著真誠。布特爾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可能：未來，唯一能被感受到的真誠只能是以“反諷”的形式存在的。比如，在表達前，提前預判對方可能質疑自己的真誠，于是提前“疊甲”，發照片時配文“發張無恥的自拍”，或者發一句發自肺腑的真話時在末尾加上一個“（x）”。這時候，如布特爾所說，我們的自我實際上分裂成兩個，一個“我”在真誠地表達，另一個“我”則在“監控”這種真誠，以便它不至于在公共空間中遭遇反感。

傳記電影《阿涅斯的海灘》（2008）劇照。

在《回憶錄的藝術》一書中，瑪麗·卡爾談到了相似的道理。卡爾認為，回憶錄，或者說自我敘述，其價值本質上并不是完整地還原個人經歷的事實，而是個人講述自身如何體驗以及反思事實。任何一本優秀的回憶錄作者，在寫作時同樣分裂出兩個自我，相互審視，甚至呈現出拉扯。作者有時對自己筆下的記錄感到猶疑，甚至充滿恥感，并忠實地記錄這種恥感——就像法國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蓬在《回歸故里》《社會作為判決》中寫作的那樣。可以說，這里的真誠，是表達對自己是否真誠的不確定。卡爾也因此十分堅信，回憶錄這類自我敘述，始終不會失去重要性。因為在一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年代，回憶錄是唯一有勇氣直面堅固事實的文體。這個事實，便是我們每個人真誠的曖昧性。

作者/劉亞光

編輯/西西 張婷

校對/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