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圣雕塑

宋代青釉醬彩塑雙嬰戲龜紋瓷筆架

宋代長方形三層砂巖石暖硯

宋代青瓷臥犬

宋代青釉瓷燈，也是古人說的“省油燈”。

宋代青釉印花葵口瓷碗

宋代瓷杯、瓷杯托

“宋經(jīng)略使龍山余公神道”碑

許多初到順昌的人對順昌的印象，都被“大圣祖地”吸引。但走進順昌縣博物館，才發(fā)現(xiàn)這座城不但有神仙傳奇的源流，也有千年前凡人的生活。

順昌縣博物館于2024年6月正式全面開放，占地面積約1.9萬平方米，館內(nèi)設有順昌歷史文化和大圣文化兩大固定展區(qū)。順昌縣博物館館長王長軍則將順昌歷史文化和館內(nèi)亮點文物濃縮在一下午的時間，為我們一一介紹。與其他縣級博物館相比，順昌縣博物館的館內(nèi)展品數(shù)量不算最多。但跟隨館長的腳步，聆聽講解，就會知道，這里的文物也足夠講好順昌的故事。

大圣文化在順昌

進入順昌博物館一樓展廳，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大圣雕塑。

館內(nèi)有一文一武，兩尊大圣雕塑，分別立于上下樓的樓梯一側(cè)。眼前這尊武大圣腳踏祥云，手持金箍棒，做出“金猴奮起千鈞棒”的姿勢，形象與《西游記》的“孫行者”形象如出一轍。順昌縣博物館館長王長軍介紹說：“很多游客剛進館時，都會感嘆這尊大圣雕塑栩栩如生。”接著，王長軍解釋，大圣文化在順昌，本身是地方民間信俗。它形成的時間，比世德堂本《西游記》成書還早。

20世紀90年代，順昌寶山發(fā)現(xiàn)“雙圣”相關墓葬后，引起關注。雙圣墓說明，在民間社會中，“大圣文化”要遠遠早于明朝成書的《西游記》。

王長軍帶著我們走到一幅塑像圖前。這尊塑像位于順昌縣嵐下鄉(xiāng)的“岐頭通天大圣壇廟”，當?shù)厝朔Q為“猴行者”“文通天”。人們對于“大圣”的認知，大多停留在《西游記》塑造的猴行者形象。而圖中的“文大圣”頭戴冠冕，神態(tài)莊重，并沒有影視劇里那種夸張的猴相。

岐頭通天大圣壇廟的“文大圣”雕塑的白衣秀士形象就來自南宋成書的《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書中故事描述身為“花果山紫云洞八萬七千銅頭鐵額獼猴王”的猴行者，化為白衣秀士護送唐三藏西行取經(jīng)；歸來后被封為“銅筋鐵骨大圣”。王長軍說：“順昌的大圣文化古已有之，而不是先有小說，再有大圣崇拜。”他說：“很多地方也有大圣廟，但順昌保存了比較完整的信仰脈絡。”

展廳里還陳列著明朝流傳至今的大圣祭壇石碑，實實在在地讓人感受到“山尊大圣，海祭媽祖”這句話的厚重。

宋代書房器物二三件

一段西天取經(jīng)的神話故事，需要百來個章回才能娓娓道來。而在順昌縣博物館二樓的文物展區(qū)，只需幾個文物展品便為參觀者展現(xiàn)生活在宋朝的文人生活。

王長軍館長帶我們走到一方“長方形三層砂巖石暖硯”前，特意停了下來。這方硯臺呈長方形，下部中空，共分三層。乍一看結構有些復雜，細看才發(fā)現(xiàn)，中間可以注入溫水，用來防止冬天墨汁凍結。

“宋人讀書是很講究的。”王長軍說，“冬天冷，墨容易凝，所以才會有暖硯這種東西。”他說著，用手比劃了一下暖硯的結構：“下面一層放熱水，上面溫墨。說明當時人已經(jīng)很在意書寫體驗了。”展柜燈光下，暖硯與其他硯臺對比不顯長期使用的痕跡，或許這也是閩北冬日結冰日子少的影響。

展柜另一側(cè)擺著幾盞瓷燈也有“奧秘”，其中一盞“宋青釉瓷燈”燈身較高，燈座呈現(xiàn)碗狀，釉色泛著淡淡灰青。“這個很有意思。”王長軍笑著說，“很多人會說‘省油燈’，卻不知原型，這其實就是‘省油燈’。使用者通過在底部注水，給被燈芯加熱的燈體降溫，就能減少燈油揮發(fā)。宋代生活已經(jīng)相當精細了。”而另一件“宋葵口建康府蔡家煉銅照子記銅鏡”，則幾乎讓人一眼看見了宋人的日常。鏡子呈葵花口，鏡背鑄有“建康府蔡家煉銅照子記”字樣。 “照子”二字就是古代鏡子的名稱，而“建康府蔡家”則為品牌。側(cè)面說明宋代商品經(jīng)濟發(fā)展。購買銅鏡這種日常用品，有人會認作坊。

“宋青釉醬彩塑雙嬰戲龜紋瓷筆架”。兩個嬰孩立在龜?shù)膬蓚?cè)和龜互動，可以說這已經(jīng)不僅僅是文房工具，更像一種文人的審美趣味。“筆架是讀書人的用品，做成這樣寓意‘獨占鰲頭’。”王長軍說。

而展廳里有幾件特殊的一件器物，其中結構最精細的是“宋青釉連盆瓷架”。它只有巴掌大小，像個“手辦”，但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上方連著盆，下方中空，架腿、盆沿、結構都做得一絲不茍。“這個其實是明器，是陪葬模型。”王長軍解釋，“真正的木家具保存不下來，但這些陪葬的模型讓我們看到宋朝人的生活樣貌。這種形式的盆架，一直流傳到今天也大體不變。”

展廳里的這些器物，其實已經(jīng)足夠拼出一個完整的宋代書房：冬天寫字時，有暖硯溫墨；夜晚讀書，用省油燈來照明；讀書困乏了，可以把玩桌邊放著的“獨占鰲頭”筆架；梳洗過后，用建康府蔡家的銅鏡照一照。置身展館里，千年前生活在順昌的宋朝“老祖宗”，忽然變得就在眼前，給我們“直播”日常。

余良弼神道碑

盡管幾番詢問下，館長王長軍都謙虛地表示館內(nèi)還沒有什么文物可稱為“鎮(zhèn)館之寶”，但每一位參觀順昌縣博物館的觀眾都忘不了館內(nèi)最“重量級”的一件文物——余良弼神道碑。

石碑立在展廳中央偏內(nèi)的位置。碑長2.32米，寬61厘米，厚13厘米，碑文刻“宋經(jīng)略使龍山余公神道”。1990年5月19日，順昌縣考古工作人員在水南村水井邊發(fā)現(xiàn)“宋經(jīng)略使龍山余公神道”石碑，如今移入館內(nèi)收藏。

余良弼，字巖起，號龍山，1102年出生于順昌。南宋建炎二年（1128），他進士及第。那時正值南宋初立，北方淪陷，局勢極亂。他早年在韓世忠軍中任糧官，后為福州知府張守幕僚。紹興初年，順昌匪患嚴重，縣令棄城而逃，百姓流離失所。朝廷一時無人敢往，而余良弼卻主動前去招撫。臨行前，祖母徐夫人對他說：“鄉(xiāng)井墓墳，莽為盜區(qū)，親黨囚虜，汝能解紛，是亦吾心。”后來，余良弼孤身進入賊營，曉以利害，未動一兵一卒便平定匪亂。

余良弼后來歷任漳州通判、泉州南外宗正司丞、廣南西路轉(zhuǎn)運判官等職，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地方治理與邊疆事務中度過。余良弼在廣西時局勢復雜，邊地盜亂頻仍，又長期存在人口販賣問題。余良弼到任后，一方面整頓軍政，一方面嚴禁邊民被販往交趾為奴。他甚至專門制定新規(guī)：舉報人口販賣者給予重賞，官員縱容同罪。在廣西他“減鬻爵，禁販奴，撫諸洞，殲群盜。”

余良弼晚年回到順昌龍山隱居。相比他前半生的輾轉(zhuǎn)奔波，晚年的龍山生活顯得安靜許多。他在龍頭巖下筑“龍山堂”，藏書萬卷，終日與書卷山水為伴。他寫《教子詩》訓誡子孫勤學，其中一句：“學不成名豈丈夫”，至今仍被引用。

他也是朱熹“朋友圈”的一員。紹興二十六年（1156），朱熹在泉州任職，與時任泉州通判的余良弼相識，兩人時常共研經(jīng)義。三十多年后，余良弼之子余大用將《龍山文集》送到朱熹案前。那時的朱熹已經(jīng)年過花甲。讀完故友遺文后，他專門寫下《跋余巖起集》。

朱熹稱贊余良弼：“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zhì)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得。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臠卷，睢盱側(cè)媚之態(tài)，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

神道碑本應立在墓前，但如今余良弼墓無處可循，只留有這塊神道碑。了解余良弼后，則會覺得，他并不只是歷史書里一個遙遠的名字。隔著八九百年的時間，也能在博物館里重新看見他。

□張俁辰 林水鑫 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