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旬，斯塔默領導的工黨在選舉中一敗涂地，在地方選舉中支持率暴跌，丟掉大量傳統核心議席。

斯塔默支持率也在大幅下降。根據民調機構YouGov5月中旬的民調數據，斯塔默的選民凈支持率已暴跌至-46%，執政滿意度只剩下19%。超過70名工黨議員公開要求斯塔默下臺。

斯塔默的反應則與這些呼聲截然相反，不辭職的同時拋出了重磅籌碼，希望在短期內強行通過一項在未來4年追加180億英鎊的國防預算，將英國國防開支提升到GDP的3%，試圖通過增加軍事開支，提振英國工業，同時將自己塑造成英國國家安全捍衛者的角色，來轉移國內選民對其內政失敗的失望。

那斯塔默這一手耗資百億英鎊的國防牌，究竟能不能保住他自己的相位？

英國5月份的地方選舉對斯塔默來說不僅是中期測試，也是對工黨執政兩年無所作為的具體體現。工黨在內部民生問題上的失敗，導致工黨未能鞏固在蘇格蘭北部的“紅墻”，甚至在倫敦和曼徹斯特邊緣選區也失去了支持。

工黨在選舉中的潰敗，迅速引發了工黨內部的倒戈。在議會制下，首相的權力來自于工黨的支持率。選舉的潰敗讓工黨議員的“鐵飯碗”無法得到保證，隨之而來的就是忠誠蕩然無存。

從5月初開始，工黨左翼和中間派就聯手對斯塔默發難，質疑斯塔默的執政能力，多名政府官員發出辭職威脅，導致內閣處于半癱瘓狀態。

但客觀的說，工黨在選舉上慘敗，絕大部分責任并不在斯塔默身上。

英國現階段所遇到的危機，是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的結構性衰退，只不過在斯塔默任期內迎來了一波爆發。斯塔默2024年帶領工黨參加大選時，舉起的“變革”大旗，承諾結束保守黨時期的緊縮和混亂，也正是靠著這一承諾才得以拿下執政地位。

從工黨過去兩年的執政來看，斯塔默確實也沒能拿出重振英國經濟的本事。

2026年的英國，依舊陷入高通脹、高稅收、低增長的泥潭。斯塔默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財政手段，不僅沒能推動對實體經濟的投資，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反而不斷上升，英國國民醫療體系效率依舊低下，公共服務因缺少財政撥款陷入停擺。

斯塔默支持率的暴跌，說明選民已經不相信工黨能繼續兌現選舉承諾，斯塔默執政的工黨和保守黨唯一的區別就是換個人上臺。

當然，有些問題也不能完全扣在斯塔默頭上。這兩年的劇烈地緣政治變動，也是英國經濟持續低迷的原因之一。特朗普的關稅戰、新一輪的巴以沖突、現在的美伊沖突，的的確確重創了英國經濟。石油價格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以及關稅提升，直接推高了英國的通脹水平，這些成本最終都由英國普通民眾買單，繼而轉化成對斯塔默政府的不滿。

斯塔默的應對方式不是解決英國的內部問題，而是把矛盾轉嫁出去，斯塔默早在4月份就在準備。

在2月份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斯塔默大肆宣揚俄羅斯的地緣威脅，并強調在美國和歐洲關系發生變化的當下，歐洲應該建立獨立于美國的實力。

這一套的邏輯和拜登時期的“國家安全”如出一轍，試圖在公眾層面上制造安全焦慮，把面包、物價、醫療上的壓力轉向外部。在這一背景下，斯塔默政府推出了一份4年180億英鎊的國防支出方案。

那問題就來了，斯塔默能否憑借這一手強力國防支出力挽狂瀾？

這個答案其實是否定的。

180億英鎊的新增國防開支，最多算是一場政治秀。在結構性矛盾難以處理的情況下，除非英國本土真的遭受威脅，否則這種看似進取的應對策略只能飲鴆止渴。

更重要的是，斯塔默的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的方案，也面臨內部強大的阻力。英國財政大臣里夫斯作為斯塔默的政治盟友，強烈反對大規模軍費開支，要求將增加的規模控制在100億英鎊以內。她發出警告稱，英國當前已經是債臺高筑，強行推動大規模的赤字開支，將造成災難性的負擔。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如果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的方案得到通過，只能進一步削減在醫療、教育和地方福利上的開支，這又會進一步導致工黨基本盤崩潰，這會被視為對工人階級利益的背叛。

也就是說不管打不打高額軍費支出這張牌，斯塔默的結局都已經注定，就是下臺。

從本質上來說，這張180億英鎊的牌依舊是英國地緣政治傳統與當代政客投機主義的縫合產物。

斯塔默政府“重炮輕民生”的策略，不僅藥不對癥，反而由于其巨大的財政黑洞和與底層民眾需求的嚴重脫節，正在演變成一場新的政治豪賭。

如果斯塔默無法在未來幾個月內迅速扭轉英國經濟的頹勢、撫平選民在生活成本危機中的創傷，那么這筆看似雄心勃勃的180億英鎊國防預算，不僅無法成為他的“救命稻草”，反而極有可能成為引發內閣財政決裂、加速工黨政府走向垮臺的最后一塊多米諾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