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想象過，有一天你在小紅書上隨手寫下的一篇筆記，會變成一本真正的書？

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個念頭似乎有些遙遠。就像你很難想起2025年9月19日那天做了什么？穿過地鐵閘機、打開外賣軟件、回完最后一封郵件，然后一天就結束了。不被標記的日子，很快就會被時間沖走。

但有一小部分人，偏要把這些“不值得記住”的一天釘在紙上。75歲的磨豆腐匠王長生，在卡夫卡筆下找到共鳴，決定“將我的一生寫下來，盡管文不像樣，句不成章”；烏干達的年輕農民，在太陽和土地之間想起姐姐早產的孩子；一位在澳大利亞“以車為家”的青年，在商場衛生間里刷牙，在圖書館里給牙刷充電，穿行于所有圍墻和路人之間。

這些普通人，被同一天，也就是2025年9月19日悄然串聯。他們的文字最終匯成了一本書：《世界的一日》。

這本書的背后，是一個更大的計劃。5月13日，小紅書在中國作家協會指導下，聯合30家出版機構，包括作家出版社、中信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理想國、單讀等宣布啟動“生活·作家出版計劃”，目標明確：未來三年，推出100部由平臺孵化、出版落地的普通人作品。

當普通人的文字有了出口，文學的邊界也在悄悄挪移。

主筆/ 佳佳

文章架構師/ 拓拔野

出品/ 飛娛財經

出版業的痛點，被一個社區摸到了

一組數據值得關注：過去三年，小紅書上有近400位創作者出版了個人作品，覆蓋文學、漫畫、科普讀物等，新書話題閱讀量超過6000萬。

這些成果是實打實的出版案例，但它們也把一個行業老問題擺到了臺面上，過去，出版社發現作者的路徑相對固定：文學期刊、編輯推薦、熟人介紹，或各類文學獎項的篩選。這套機制能篩選出好作者，但也天然過濾掉了那些缺乏資源的人。那些在出租屋、車間里、田間地頭一筆一筆寫生活的人，誰去發現他們？

新人作者面臨的“發現難、冷啟動難、宣發基礎薄弱”三道門檻，正是許多優質稿件最終被鎖在抽屜里的真實原因。

小紅書“生活·作家出版計劃”，試圖把過去依賴“熟人關系”和“偶然運氣”的連接，鋪成一條看得見的路。平臺上每天流動著海量的真實內容與用戶反饋，編輯們可以自主翻閱、篩選，無需等待他人推薦。

時代華語副總裁兼總編輯劉平說得很直接：“在小紅書上，你可以非常直觀地看到下面的評論，這是我們找選題一個很好的抓手。”這個抓手不是在取代編輯的嗅覺，而是讓編輯的判斷多了一個可靠的依據。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格非認為，在科技加速迭代的AI時代，個體經驗依然是我們通過文學傳達自身情感與思考的最重要基石，小紅書“生活·作家出版計劃”正是從擁有豐富基層經驗的普通創作者中培育文學的新生力量。

從社區生態的視角看，這個計劃完成了一個價值閉環。社區的根本是“人”和“人的生活記錄”，當創作者意識到自己碎碎念的日常，有朝一日能變成鉛字、擺進書店，那種激勵遠非流量激勵可比。這會從根本上鼓勵更真誠、更持久、更高質量的生活分享，讓小紅書的“生活”底色越沉淀越厚。

一個跨界的“全世界寫作同題”實驗

“生活·作家出版計劃”的首個成果，就是《世界的一日》。

這本書的緣起，要往回倒一年多。2024年，小紅書發起全民寫作計劃“身邊寫作大賽”，初衷很簡單，給普通人“給文字留有一席之地”。第一屆大賽收到上萬名作者、1200萬字的投稿，其中11篇素人作品集結出版為《我不擅長的生活》，登上了微信讀書和豆瓣新書榜。

2025年，第二屆大賽做了一次有趣的加法：增設“世界的一日”特別單元，邀請全球寫作者記錄下2025年9月19日這一天。

為什么要規定同一天？這個創意致敬的是1936年茅盾發起的“中國的一日”。近百年后，小紅書、單讀聯合作家科爾姆·托賓、哲學家陳嘉映、導演空音央共同發起，邀請世界各地的人們用母語寫下同一個日子。

44個國家、232個城市的用戶參與了這場書寫實驗，最終從近4000篇稿件中遴選出34位寫作者的一日作品。

而“這一日”的重要性，正如作家許知遠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所寫大那樣：“所謂‘世界的一日’，并非某個特殊的日子，而是千萬個普通日子在彼此重疊、回應與延展中的樣貌”。

這是一本關于普通人細碎日常的詩集。翻開目錄，你看不到什么“大人物”和“大事件”。有19歲的女孩姜蓮，用一塊棗泥蛋糕和幾根牙簽當蠟燭，過了一個不隆重卻珍貴的生日；有在巴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大象奶奶，用一首詩告別陪伴自己的縫紉機；還有在奧地利一邊讀博一邊獨自帶娃的95后奶爸楊雨坤，把育兒日常拍成vlog。

但正是這些瑣碎的日常，拼出了某個切面下的時代。

發布會現場還布置了一條河流裝置，河面上漂浮的小船，對應著書中每位作者9月19日的故事切片。當不同語言、不同時區的個人經驗，在同一本書里“相逢”，世界的一日才真正名副其實。

幫普通人推開“出版”這扇門

如何將這些好內容變成一本本實實在在的書？小紅書“生活·作家出版計劃”搭建了一條清晰的路徑。

平臺每天產生的生活記錄文字超過1億字，這座幾億人共建的社區本身就是一座內容富礦。30家出版機構已入局，覆蓋了從頭部大社到獨立出版品牌的主流力量，計劃同時開放了作者自薦和他薦入口，向合作機構輸送選題，幫助創作者找到他們的“人生編輯”。

這套機制在計劃正式啟動前，就已經跑通了樣本。

插畫師@厚閑，把自己向往的生活畫成“閑叔白鶴”的日常筆記，被浦睿文化的編輯在小紅書上發現。2023年《家在小院里》出版，一個月加印4次，總印量超13萬冊。

@玉珍（我戀禾谷），70歲那年成為第一屆“身邊寫作大賽”歲月紀實獎得主。她的第一本書《我戀禾谷》取自小紅書用戶名，半年內四次加印，累計銷量突破3萬冊，還拿下了2025年度中國好書獎項。

廣西桂北山村的老夫妻肖大妹和王長生。一個憑《一街人生》獲得第二屆大賽評委大獎，一個以《我的9月19，世界的一日》入圍特別單元。在文學節上，鑄刻文化總編輯陳凌云被他們的故事打動，直接簽下“全家桶”，給全家人出書，讓不同視角的寫作組成關于家的故事。

這就是所謂“在讀者中寫作”的新范式。創作者在出書之前，已經在小紅書上積累了一批真實的讀者。評論區里的反饋、點贊、追更，天然成了一種前置的市場驗證。對出版機構來說，這降低了判斷選題的風險，也讓新人作者不必從零開始面對市場。

為了進一步解決新人作品“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難題，該計劃還設立了“薦書官”機制。首批薦書官由作家黎紫書、哲學家劉擎和跨界音樂人仁科領銜，他們將基于各自的影響力，為這些素人作品提供跨越圈層的推薦。

小紅書是個極致浪漫的平臺

提起“日常生活寫作”，繞不開一個名字：愛麗絲·門羅。

這位加拿大作家一生只寫小鎮普通人的日常，等車、做飯、吵架、發呆。她在洗衣做飯、帶孩子的間隙里寫了三十年，才出了第一本書，最終在82歲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門羅證明了一件事：日常不是文學的邊角料，日常就是文學本身。

那些看似瑣碎的瞬間，恰恰藏著一個時代最真實的脈搏，這正是小紅書的“生活·作家出版計劃”在做的事。

它不追求驚天動地的題材，而是把鏡頭對準了磨豆腐匠、以車為家的青年、烏干達的農民。它在用出版這種最古老、最鄭重的方式宣告：每一個人都值得被記錄，每一個平凡的日子都不是多余的，文學最珍貴的部分，依然來自那些真實、具體、無法替代的個人書寫，這也是這項計劃想要重新找回的東西。

從厚閑到玉珍，從肖大妹一家到楊雨坤，這些案例背后，站著一條已經跑通的出版路徑。正如小紅書代表娜達所言：“書的出版只是一個起點，我們更希望被看見和放大的，是作者作為‘人’的價值。”

算法擅長推送刺激，卻不太擅長珍重日常，小紅書做這件事，本質上是在用平臺的資源，為那些不驚天動地、不制造焦慮的個人敘事，留出一塊不會被算法沖走的空地。這是一種反效率的堅持，也是一種可貴的相信：相信普通人的一日值得被釘在紙上，相信文學的門檻可以被放低到每一個愿意書寫的人腳下。

極致浪漫不是風花雪月。是時代華語的編輯從一篇精神科住院漫畫的評論區里，判斷出這本書的價值；是鑄刻文化的編輯專程跑到廣西小鎮，只為“感受創作生發的土地”；是上海文藝的編輯不覺得把vlog編成書是“降維”，而是“用一種古老的形式呈現一個人的創作”。極致浪漫，是明知費力，依然去做。

更進一步看，這種“浪漫”也是小紅書最堅固的護城河。當其他平臺忙于追逐短劇、直播帶貨等最直接的流量變現時，小紅書選擇投資“普通人的書寫”，這在商業上看似迂回，卻是在加固自己最核心的資產：一種鼓勵真誠記錄、且能看到長遠回報的社區氛圍。

正如許知遠所寫：“每一段被記錄下來的生活，都在某種程度上指向了永恒。”這個世界上，普通人身上無時無刻不在發生著故事，小紅書通過這種方式將它們一一記錄，并以圖書出版的形式，讓這些轉瞬即逝的日常，擁有了被永遠留存的可能。

未來三年100本書，能不能每一本都賣成爆款，不確定。但至少，當王長生的名字出現在作者欄里，當19歲的姜蓮在書中寫下自己那個簡單的生日，當門羅式的那種對日常的敬畏被一點點重建，這件事本身就足夠浪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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