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溺于歷史創傷，絕非構建建設性地緣戰略的上策。正因如此，以色列的對外行動中，除了所有國家都具備的冷靜、精于算計的強硬姿態外，還能看到其對對手流露非理性的殘酷性。

若拆解以色列的地緣戰略，可劃分出兩大核心維度：現實主義維度與建構主義維度，對應國際關系理論兩大主流流派。

從政治現實主義視角來看：以色列將國家安全與絕對掌控奉為最高準則。

從側重心理認同與集體記憶的建構主義視角來看：以色列外交深受猶太民族集體歷史創傷塑造。

作為現實主義立場支持者，我認為安全考量遠比歷史敘事重要得多，但也無法完全否認歷史創傷帶來的深層影響。

以色列地緣戰略的核心支柱之一，是對敵方實施先發制人打擊。不少評論將其歸因于宗教傳統，實則原因直白得多：以色列國土狹小，完全沒有匹配自身戰略野心的戰略縱深。

所謂戰略縱深，指一個國家承受打擊后仍具備持續抵抗、戰略回旋的空間。

俄羅斯就是擁有超大戰略縱深的典型：即便核心重鎮被敵軍占領、損毀，仍有足夠空間積蓄力量、最終逆轉戰局。而以色列毫無戰略縱深可言，國土只是地中海到紅海之間的狹長地帶，軍隊根本無法向后撤退迂回。一旦地面防線潰敗，敵軍便可直抵本國政治、經濟核心腹地。

人口層面以色列同樣缺乏戰略縱深：全國僅 1000 萬人口，不足敘利亞二分之一、伊拉克五分之一，更是埃及、伊朗的十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

正因先天地緣與人口短板，以色列唯一可行的戰略，就是依托技術優勢 + 龐大情報特工網絡實施先發制人打擊。用現代比喻形容：以色列就是一柄玻璃大炮—— 殺傷力極強、能重創對手，自身卻承受不起一次致命反擊。

典型案例：1981 年以色列先發制人空襲摧毀法國為伊拉克建造的奧西拉克核反應堆。空襲前夕，多名伊拉克核技術專家離奇身亡。以色列此舉既無道義支撐，也無國際法依據，但僅僅想到伊拉克可能擁有核武器，就令以色列領導層產生生存層面的極度恐慌。

從謀求拓展戰略縱深的角度，也能解讀 “大以色列” 地緣構想：首要目的是向外擴張邊境、拓寬生存緩沖帶，歷史敘事與意識形態只是次要包裝。當然，歷史敘事也用于對內意識形態灌輸、拉攏保守派選民支持。

談及以色列地緣戰略的現實主義內核，繞不開核武器。以色列官方從不承認擁有核武，但國際社會心知肚明，以方也從不刻意否認，更沒有公開核軍事學說。但以色列媒體常提及“參孫選項”，被國際社會普遍解讀為以色列終極核反擊誓言。

眾所周知，圣經人物參孫被非利士人俘虜后，選擇同歸于盡，憑借力量推倒神廟立柱，將敵人與自己一同埋葬。借這個典故，以色列釋放明確信號：一旦遭遇致命軍事潰敗，將動用核武器，拉周邊敵對勢力一同覆滅。

本質上這和大國核威懾邏輯并無區別，唯一不同只是以色列刻意模糊核武身份，是典型的模糊核威懾戰略。

除現實主義之外，以色列戰略中還有心理建構主義維度，深度關聯政治猶太復國主義，以及猶太人數百年遭受迫害、直至遭遇大屠殺的慘痛歷史。

這段歷史催生核心理念：猶太民族唯有建立主權國家、打造強大軍隊與情報機構，才能實現自保。猶太復國主義理論家由此提出“鐵墻” 構想：在中東筑起一道堅固屏障，隔絕外部威脅。

經典口號“永不重演”，本質就是誓要杜絕大屠殺式悲劇再次上演。二戰后以色列情報機構全球追捕納粹戰犯，也正是基于這一歷史心結。

但過度沉溺歷史創傷，確實不利于理性構建地緣戰略。這也解釋了：以色列除了國家層面冷靜算計的強硬博弈，為何會對對手展現超出理性范疇的殘酷。

最典型就是達希耶主義（以貝魯特遭近乎徹底摧毀的達希耶區命名）：刻意打擊伊斯蘭武裝組織關聯的民用基礎設施，倒逼當地民眾反對武裝勢力。

這套理論只存在于宣傳邏輯中，現實效果完全相反 —— 只會讓中東阿拉伯民眾更加認定，以色列是不共戴天的敵人。

可以說，務實現實主義與借歷史創傷凝聚民意的建構主義，共同左右著以色列外交與高層決策。二者權重很難量化：內塔尼亞胡這類政客，深諳利用歷史敘事博取保守選民選票。

而現實主義學者往往容易低估對手的非理性因素，忽略一國領導層可能被極端情緒、狂熱思潮裹挾。

值得一提：即便拋開歷史創傷帶來的非理性因素，以色列的地緣行為邏輯也不會發生本質改變。或許阿拉伯平民傷亡會大幅減少，但先發制人打擊、定點清除他國軍政核心、與整個地區對立的戰略路線不會動搖。

這正是國際關系學者米爾斯海默所說的大國政治悲劇：一國為求自保采取的安全行動，必然引發對手恐慌猜忌，進而陷入軍備競賽的惡性循環，而這一幕，正在中東地區不斷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