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你有沒有發現，有些傷口說了無數遍，卻越說越疼？
31歲那年，醫生第一次給我開了抗焦慮藥。到51歲，我手里攢著六張處方。諷刺的是，我這輩子幾乎沒進過醫院——除了生雙胞胎那次。我很少生病，還總拿這點跟人炫耀。當時我不懂，讓我保持健康的那個心態，后來恰恰害了我。光靠腦子，壓不住身體。
51歲時，我的身體徹底造反了。浴室地板上堆著一團團棕發，像理發店剛打烊。從前清晰的腦子，如今塞滿棉花，詞不達意，思緒斷線。這就是那個被我"說過去"、卻從沒真正聽過的身體。
我自認照顧得不錯。有心理咨詢師，做過伴侶咨詢，吃得健康，也運動。最大的毛病不過是每晚三杯葡萄酒——2004年那陣子，父母、丈夫、工作接連沒了，酒能讓我緩口氣。
但我沒意識到，每次忽略那個"覺得自己不夠好"的部分——那個必須控制一切、必須獨自扛住一切的部分——我就成了虐待者，虐待一個只想保護我的身體。
53歲時，我對自己的認知、對世界的看法，早已定型。偶爾也思考些存在主義問題，但日常運作全靠"管理者"——那個控制狂。她信這些：努力工作，與人為善。生活很苦，別抱怨，繼續走。沒人會來幫你，別開口。
這套信念確實管用。最糟的時候，它沒讓我垮掉。但它也把另一些我埋了起來——那些還在等誰來的人。她們被困在1974年的夏夜，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僵在床上，想鉆進汗濕的床單里消失。父母又在吵架。沒人來。她只能靠自己。就這樣。翻篇吧。
孩子的神經系統學會了保持警戒，呼吸淺而急促，隨時準備戰斗、逃跑或僵住。她太小，打不贏。想跑，沒處去。身體選擇了下一步能做的事：關機。變冷。
這份凍結從未結束。小女孩長成了吃六種藥的女人，還在試圖消失。身體沒能在七歲那年完成的反應，塑造了她日后的樣子——永遠坐在房間后排，靠近出口，方便躲藏。一個人干三個人的活，因為"盡力了"還不夠。永遠把自己排最后，別人更值得。
后來一份評估給了個數字：我70%的能量，仍然卡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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