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61年廖耀湘終于獲得特赦，剛走出監獄卻被總理叫住，親自交給他一個重要任務！
1936年盛夏，廣州黃埔島的操場上響起號角，校慶十周年的合影里，廖耀湘站在第二排。那一刻，他已是國民黨軍教導總隊少校連長，法文夾雜湘音，談起歐洲山地戰術滔滔不絕，同學卻更記得他一句玩笑：“將來要在最硬的陣地上立一面旗。”
廖家自清末即以詩書傳家，父親給他取名“耀湘”，盼望長子光耀三湘。少年廖耀湘先在長沙省立一師讀書，后考入黃埔三期。蔣介石選拔留法名額時，他名列前茅，被送往圣西爾陸軍學院旁聽，順帶把巴黎的冬天和步兵協同戰術一并帶回國內。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他先隨杜聿明赴上海，再轉南京。淞滬會戰的彈雨尚未停歇，部隊又被拉到廣西昆侖關。那一仗，他用法軍常用的交叉火力網守住山口，日軍兩次夜襲皆被打退，上級電報稱其“穩若磐石”。1942年遠征緬甸，熱帶叢林與廣西山口迥然不同，他卻能憑空投補給線支持部隊突圍，成為遠征軍內少數完整保存建制的師。
然而熟悉叢林的眼睛，并不一定看得懂東北的秋天。1948年10月，國民黨高層決心“西進”解遼，廖耀湘率兵團離錦州四百里，卻被林彪部三個縱隊切斷后路。缺乏空中援助、汽油又在半途凍住，兵團機動快不起來，被圍殲于黑山、臺安一線。被俘那晚，刺骨寒風吹得帳篷咯吱作響，他低頭看靴尖，第一次無話可說。
功德林的高墻擋不住議論。起初，廖耀湘常對戰俘同伴發牢騷：“等局勢一變，我還得帶兵。”杜聿明推門進來，壓低嗓音：“老廖，形勢不是想象的那樣，你得先想清楚自己的路。”一句話說完，門口燈光晃動，兩人都沉默。1956年，杜聿明已被特赦，還托人捎來一封信，只有一句：“與時舒卷，方能自持。”
同年秋天，劉伯承赴功德林挑人到軍事學院講課，點名要廖耀湘講“昆侖關正面突擊”。課堂上，他第一次面對解放軍學員，放下原先口頭禪“我部隊如何如何”，改用“當時我方曾嘗試”。幾次講座后，他主動申請參加馬列讀書組。
新中國第三批特赦安排在1961年12月，名單貼出時，他愣在走廊，直到管理員提醒才發現自己在列。離開大門時，工作人員請他去東側小樓。側廳里，周恩來正與幾位被赦人員交談。客人散去后，總理遞來一本淺灰封面的筆記本：“過去你與蔣介石接觸多，真實細節要有人寫下來，這件事合適你做。”廖耀湘略顯驚訝，答聲不高，卻很清晰：“愿效微勞。”
翌年，他主動到北京郊區紅星人民公社果木隊干了一整季活計，學習嫁接、剪枝，手上起老繭。傍晚回到宿舍，仍在筆記本上記錄舊日的軍事會議、蔣介石的口頭批示，偶爾夾雜一句對戰局得失的檢討。
1963年，全國政協設立文史資料委員會，他與杜聿明同時被聘為文史專員。兩位昔日搭檔重逢，一談就是半日。廖耀湘把厚厚的材料交給工作人員時說：“這是那段風雨的底稿，希望以后有人能冷靜地看。”
文史委員會庫存里，最終留下他寫成的二十余萬字手稿，其中關于昆侖關、遠征緬甸與東北兵團覆滅的部分，成為軍史檔案的第一手資料。1968年12月2日，62歲的廖耀湘病逝于北京醫院。床頭柜上仍放著那本淺灰色筆記本，扉頁寫著細小一行字：“凡事當求其是，不必求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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