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愛因斯坦，約攝于1904年左右

1900年，一個剛從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畢業的年輕人，正處在人生的最低谷：畢業即失業。

他專業出色，卻偏偏不得教授韋伯的喜歡。畢業后想在母校謀得助教職位，被教授一口回絕。走投無路之下，他開始給幾乎全歐洲的著名物理學家寫信求職，一封又一封，寄向那些他只在論文和書本中仰望過的名字。但結果，全無回音。

最令人心酸的是，為了引起其中一位教授的注意，他甚至先后寄出兩封信，措辭懇切，姿態低到了塵埃里，依然石沉大海。最后，連他的父親都看不下去了。老人放下尊嚴，親自給那位教授寫了一封信，字字句句都是為兒子求一個機會：“我的兒子對他目前的失業深感痛苦，他越來越覺得自己的職業生涯已經失敗，而且再也無法恢復。” 仍然，沒有任何回復。

這個年輕人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甚至一度考慮放棄物理學，去賣保險。

他的名字叫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畢業兩年，他終于在一位大學同學的父親的幫助下，在伯爾尼專利局謀得了一份技術審查員的職位——一份被當時許多學術界視為“屈才”的工作。

然而，歷史中的關鍵轉折常由偶然構成。專利局的工作遠離大學體系，使他脫離了學術權威的層級束縛，在日復一日審閱技術方案的訓練中，反而磨練了他從混雜信息中識別真正“關鍵概念”的能力。

1905年，愛因斯坦以非學術身份連續發表了四篇改變世界的論文，那一年后來被稱為“奇跡年”。

從失業青年到“奇跡年”，愛因斯坦的故事聽起來像一部逆襲爽劇。但真正關鍵的，不是傳奇本身，而是他在低谷時的堅守：外界的境遇可以困住身體，卻永遠困不住一個人內心的秩序與思考的力量。

愛因斯坦并非天生就是橫空出世的科學天才，而是在漫長的孤獨、失意與不被理解中，慢慢活成了清醒、堅定、敢于在動蕩中站立的自己。

而這份在不確定性中堅守自我的人生態度，被完整記錄在方在慶先生編譯的兩部作品中。第一部是《我的世界觀》，呈現愛因斯坦如何理解世界的結構；第二部是《我的人生觀》，追問這種理解如何在具體的生命實踐中被驗證、被承擔。前者是他的“世界地圖”，后者是他繪制這張地圖時所依據的“指南針”。

這不僅是一位科學家的思想自述，更是一個普通人在搖搖欲墜的世界里，如何守住內心、做出選擇、保持清醒的完整答案。

選擇站立的人

愛因斯坦的人生，可以說是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度過的。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目睹了民族主義的狂熱如何吞噬理性。

1914年，當德國知識界幾乎全體簽署《告文明世界書》為戰爭辯護時，他是少數公開反對的學者之一，與友人共同起草《告歐洲人書》，呼吁歐洲人超越民族仇恨，重建共同文化。

1933年，納粹上臺，他被迫流亡海外，財產被沒收，著作被焚毀。二戰結束后，他又見證了核武器的誕生，并為此耗盡余生呼吁建立世界政府。

戰爭、流亡、迫害、核威脅，任何一個都足以壓垮人的信念。但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寫下了那些文字。

《我的人生觀》中收錄的《自畫像——我的人生觀》，是這樣描述他的人生態度的：

“苦與甜來自外界，堅韌則源于內心，來自個人的努力。……我孤寂地生活著，年輕時痛苦萬分，而在成熟之年卻甘之如飴。”

他并不否認外界的苦難，也不粉飾孤獨的痛苦。年輕時痛苦萬分，那是真實的痛。但成熟之后，這種孤獨卻轉化為另一種狀態。這種轉化的關鍵，在于他找到了一個不受外界左右的支點。

《我的世界觀》中，有一段話或許可以解釋這個支點從何而來：

“對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斷給我勇氣，讓我欣然面對人生。”

這份追求，成為他內心秩序的來源。當外界動蕩不安時，他仍有可以依憑的東西。

也正因如此，他敢于在學術上挑戰權威，提出相對論重構人類對時空的認知；敢于在生活中為少數群體發聲，反對種族隔離與政治壓迫；敢于在教育問題上直言不諱，批判功利化的應試體系。他曾在《論教育》中寫道，真正的教育不是依靠“恐懼、強制和人為制造的權威”，而是激發好奇心與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些話寫在1936年，放在今天依然能戳中許多人的共鳴。

愛因斯坦給學生推導狹義相對論，攝于1934年

《我的世界觀》中還有一段話，或許能說明他如何看待自己與世界的關系：

“我們這些塵世之人真是奇怪！每個人來到世上都只是匆匆過客。目的何在，無人清楚，雖然人們有時自認為有所感悟。……我每天都會無數次意識到，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勞動成果之上，對于我已經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須竭盡全力給予相應的回報。”

他把對宇宙的理解，那種“一切都是相互聯系的”科學直覺，轉化為對生活的態度。因為認識到個體依賴于整體，所以“給予回報”是對世界本來面目的承認。他的世界觀支撐著他的人生觀，而他的人生觀又反過來豐富了他對世界的理解。

在信息爆炸、理性稀缺的當下，愛因斯坦在《科學的共同語言》中提到的“內在自由”——那種不盲從、不依附、獨立判斷的精神狀態，或許正是一種稀缺的品質。當虛假信息泛濫時，他提醒我們“不以權威代替理解”；當功利主義盛行時，他提醒我們“不以功利犧牲自由”；當群體極化加劇時，他提醒我們“不以情緒取代理性”。

這些話沒有答案，只提供了一個方向。至于怎么走，那是每個人自己的事。

那些照亮搖搖欲墜世界的思想

在這兩本書中，有太多足以照亮我們當下困境的思想。

自由：什么是真正的獨立

在《我的人生觀》中的《論寬容與個體的自由發展》中，愛因斯坦寫道：

“無論是藝術作品，還是重大的科學成就，凡是偉大而高貴之物，皆出自孤獨的個體人格。歐洲文化之所以得以擺脫令人窒息的停滯，最關鍵的轉折，正在于文藝復興為個體提供了不受束縛的發展可能。”

這句話戳中了當下許多人的困境：當我們習慣性抱怨“大環境不好”時，是否也在悄悄交出自己的判斷權？環境或許能限制選擇的范圍，卻無法禁錮思考的自由。愛因斯坦一生的經歷證明，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仍然可以保持思想的清醒。

他在《關于麥卡錫主義的立場聲明》中，拒絕為具體個案發聲，不是因為怯懦，而是因為“介入個別案例并不符合此項事業的利益”——在對抗系統性不公時，必須守住最具戰略價值的高地。這種審慎，比激情的抗議更需要勇氣，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種抵抗。

責任：在恐懼中堅守良知底線

《我的世界觀》中有一段振聾發聵的文字：

“我們的制度、法律和習俗中蘊含的道德價值，皆源自無數個體的正義感的表達。若缺乏鮮活個體責任感的支持與維系，機構在道德層面將顯得無能為力。”

這句話寫于1950年，正值麥卡錫主義肆虐美國。當時無數知識分子噤若寒蟬，愛因斯坦卻公開呼吁拒絕不合理的作證要求。他的邏輯樸素卻堅定：恐懼是真實存在的，但如果因恐懼而放棄判斷，恐懼便會獲得最終勝利。

在“大環境不好”的今天，這段話也提醒了我們：環境的壓力是客觀存在的，但如何回應這種壓力，仍然是每個人的選擇。沒有哪種選擇毫無代價，但正是這些選擇，定義了我們是誰。

愛因斯坦70歲生日，與科學界朋友合影

教育：為什么我們如此焦慮

1936年，愛因斯坦在演講《論教育》中留下了一段至今仍極具警示意義的話：

“最糟糕的是，學校主要依靠恐懼、強制和人為制造的權威來運作。這種教育方式會摧毀學生健全的生命感受、正直與自信，并造就奴性的臣民。”

這番話精準戳中了當下的教育焦慮，從幼兒園到大學，“恐懼落后”“恐懼失敗”“恐懼不被認可”驅動著每個環節。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的孩子，自然容易對“大環境”產生無力感，因為他們從未被教會如何依靠自己的判斷立足。

在《我的人生觀》中，愛因斯坦寫給兒子的信提供了另一種教育的樣本：

“在學校里不要太過爭強好勝。即使別人比你表現得更好，也沒有什么壞處。”

這句簡單的叮囑背后，是一種通透的價值觀：人生的意義不在于勝過他人，而在于成為完整的自己。

孤獨：從痛苦到自由的轉化

《我的人生觀》的開篇，《自畫像——我的人生觀》中有一句被無數人引用的話：

“我孤寂地生活著，年輕時痛苦萬分，而在成熟之年卻甘之如飴。”

這句話的高光之處，在于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的轉化過程。孤獨本身不是目的，痛苦也不是終點。重要的是，在經歷了孤獨與痛苦之后，人可以獲得一種不受外界左右的自由——不再需要取悅他人，不再需要依附權威，不再需要隨波逐流。

在今天這個社交媒體時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感到孤獨，也比任何時候都更害怕孤獨。我們用點贊來確認自己的價值，用關注來證明自己的存在。但愛因斯坦提醒我們：真正的自由，恰恰來自能夠承受孤獨的能力。當世界搖搖欲墜，孤獨不是軟弱，而是最后的堡壘。

愛因斯坦與奧本海默，攝于1950年前后

理性：不是工具，而是姿態

對于愛因斯坦而言，理性不是達成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種面對世界的基本姿態。在《為思考而思考——致贊格爾的一封信》中，他明確表達了對“為思考而思考”的價值認同：

“科學思維的真正動力，并不是某種外在的目標，而是思考本身所帶來的愉悅。當沒有具體問題可供思索時，我反倒更愿意重新推導那些我早已熟悉的數學和物理定律。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任何目的，只有一個沉浸于愉快思維活動之中的機會。”

這種態度貫穿他的一生。在《藝術體驗與科學體驗所共有的東西》中，他寫道：“當世界不再是我們個人希望與欲求的舞臺，而我們作為自由的存在，以欣賞、追問與觀察來面對它時，我們便進入了藝術與科學的領域。”科學與藝術的共同之處，是“對超越個人利害與意志之物的深情獻身”。

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當下，思考常被簡化為“解決問題的工具”，知識被量化為“可交換的資本”。愛因斯坦卻提醒我們，理性活動本身具有內在價值，它不是服務于外在目標的手段，而是人作為自由存在者的根本體現。當我們停止追問、停止懷疑、停止為思考而思考時，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創造力，更是人之為人的尊嚴。

最后的選擇：真理與正義無關大小

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前四天，寫下了《最后講稿》。這篇未完成的文字，成為他一生的精神遺囑：

“今天，我不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也不是以猶太人的身份，而是以一個力求嚴肅客觀地看待事物的人的身份，向你們講話。我所追求的非常簡單：冒著不討任何人喜歡的風險，以我微弱的力量為真理與正義服務。”

他接著寫道：“涉及真理與正義時，并不存在大問題與小問題的區別，因為所有關乎人類行為的普遍原則是無法割裂的。若在小事上不能嚴肅對待真理，如何能指望在大事上有所信賴？”

我們或許無法左右時代的走向，但可以決定自己的選擇。環境確實影響著宏大的敘事，但真正塑造一個人的，是在每一件小事上的堅守。正是那些微小的選擇，讓我們在不確定的世界中，活出自己的坐標。

1955年4月19日，愛因斯坦去世后第二天他的辦公室

成為自己的支點

回到開頭的那個問題：當世界真的搖搖欲墜，我們還能流向哪里？

愛因斯坦用他的一生給出了一個看似矛盾卻無比清晰的答案：既要向內扎根，也要向外連接。

向內扎根，是在孤獨中淬煉堅韌，用“為思考而思考”的愉悅對抗信息洪流，用對真善美的追求抵御功利喧囂，這份內在自由，是外界動蕩奪不走的堡壘。

向外連接，則是銘記個體與他人的依存，用微小行動回報世界：在抱怨中多一句建設性話語，在信息中多一次理性求證，在小事中多一份正義堅守。這些微光，便是我們在不確定中的立足之地。

當我們每個人都能在內在的自由與外在的責任之間，找到屬于自己的那個支點，那么，即便身處搖搖欲墜的時代，我們也不再是隨波逐流的漂流者，而是成為能夠照亮一小片天空的光源。

這，或許就是愛因斯坦留給焦慮時代，最溫柔的答案。

伊斯坦布爾，一幅以愛因斯坦最著名的“吐舌頭”照片為基礎的街頭涂鴉

兩本書，一種人生觀的完整呈現

這位常常被簡化為“科學天才”的愛因斯坦，在方在慶先生的編譯與解讀下，呈現出更完整、更真實的模樣。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智力象征，而是一個在極端不確定條件下形成并反復經受檢驗的人。方在慶先生以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愛因斯坦全集》為底本，歷經多年整理，推出兩部相互呼應的作品：

2018年初版、2025年再版的《我的世界觀》，系統呈現愛因斯坦如何理解世界；

最新出版的《我的人生觀》，則進一步追問：這份世界觀，如何化作愛因斯坦一生的選擇與行動？

如果說《我的世界觀》是愛因斯坦繪制的世界地圖，那么《我的人生觀》就是他繪制這幅地圖時所依據的指南針與人生閱歷。前者是思想的橫切面，后者是思想的縱貫線。

兩本書互為表里，共同拼合出一個完整、真實、在極端不確定的世界中始終堅守理性與良知的愛因斯坦形象。

《我的世界觀》

[美]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著 方在慶 編譯

2018年11月

《我的人生觀》

[美]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著 方在慶 編譯

202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