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佳

編輯 | 方堃

17歲的俞浩，已然站在命運的分叉口。清華大學的門向他敞開，可彼時的俞浩，內心燃燒著更灼熱的火焰——輟學，創業。

這個異于常人的想法，溯源至他「極度內向」的童年。

生于江蘇南通貧寒農村，俞浩的童年浸著煤油燈的微光與獨處的沉靜。家貧、內向、不善交際，他少有玩伴，終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拆解玩具、自制模型，12歲無師自通設計出更省線的雙控電路，早早展露極客天賦。

書是俞浩最親密的伙伴，福特、愛迪生、萊特兄弟的傳記，成了他精神世界的坐標。那些推動時代的偉大名字，在他心里不是遙遠的符號，而是可以對話、可以并肩的同伴。

「探索人類邊界，為人類帶來幸福」，這顆宏大的種子，在獨處與閱讀里悄然生根——他要的，從來不是一紙文憑，而是做出喬布斯、愛迪生那般，鐫刻人類文明的成就。

俞浩身上的矛盾之處在于，在這種極致的狂熱背后，并行的卻是極致的理性。《央視新聞》資深主持人董倩評價俞浩說：狂妄像是一種外衣，內核是一種謹慎的價值觀。

這種矛盾，讓少年人一腔熱血，卻甘心在清華蟄伏十年，尋找破局之道，從電刷到無人機，從企業軟件到高速馬達，直至創辦追覓，幸運趕上中國制造業崛起的時代浪潮。

01“常識與瘋子”

一家沖擊年銷售1000億的科技公司，一位制造業的年輕精英，似乎沒必要用這樣的方式消耗自己的公信力，比如每天讓所有員工發短視頻，比如喊口號：2026年沖擊千億、2027年沖刺3000億、2028年破萬億。

這些一眼看起來有些夸張的言論，在很多人看來，是對常識不可理解的冒犯。

俞浩很清楚這一點。他在央視新聞的最新采訪中說：“我有時候開玩笑說，我在獻祭自己，去扮演堂吉訶德，那個加引號的瘋子的角色。我敢了，他們就敢了。”

這個“他們”是誰？是追覓5萬名員工，更是所有想做全球化、但不敢定價的中國企業；是所有把蘋果、戴森、博世當作天花板，而不敢去想自己才是天花板的中國創業者。

俞浩要沖鋒的“風車”是什么？是百年西方品牌的護城河，是"中國品牌只能賣低價"的全球心智，是過去四十年中國企業出海時默認遵循的"N-1"法則——比別人少一點功能，賣便宜一點價格，從縫隙里擠進去。

他說："你太把這些品牌放在眼里，你自己做動作就會束手束腳。你老覺得自己的手機不如蘋果，老覺得自己的汽車不如法拉利，那你怎么行？"

所以俞浩要扮演那個"不把這些百年品牌放在眼里"的人。這是一種策略性的傲慢——不是因為他真的輕視對手，而是因為敬畏本身已經成為一種自我設限。

俞浩不想當挑戰者。他想當規則的重寫者。

堂吉訶德的可笑之處，恰恰是他的莊嚴之處。俞浩的勇氣，在于他清醒地選擇了被嘲笑。他知道短時間內人們會不理解，但他更知道，"如果每次吹的牛都實現了，他就會對你越來越信任"。

02“踩著追覓過河”

回到最樸素的命題：為什么中國新一代創業者需要一個馬斯克式的“瘋子”？

中國制造業的高端化，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10萬轉馬達可以靠研發投入解決，1499歐元的定價可以靠市場調研驗證——但"中國品牌可以比德國品牌更貴"這個心智，無法靠理性說服來建立。

它需要有人先去做，去做那件"所有人都覺得不可能"的事。它需要一個人用自己的商業生命做抵押，去證明那并不是不可能。

它需要一個活下來的堂吉訶德——不是作為悲劇英雄，而是作為先行者。

俞浩說："中國社會到了一個階段，也需要這樣來做事情了。告訴全世界你想做成什么，不用害怕失敗，不用害怕被嘲諷。"

這個"階段"是什么階段？是中國制造業從"技術自強"走向"技術引領"的階段，是中國品牌從"性價比出海"走向"價值出海"的階段，是中國企業家從"跟隨者心態"走向"規則制定者心態"的階段。

2020年左右，俞浩認定中國的研發和工業能力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已經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好了"。這個判斷一旦做出，就沒有溫和的選項了。要么承認"我們更好，但依然賣得更便宜"，要么說"我們更好，所以賣得比他們更貴"。

前一條是安全的路，也是無數中國企業走過的路。后一條是危險的路，但也是唯一能改變全球心智的路。

俞浩分析了自己選擇后者的三層底氣。

第一層是技術底氣。"我們的算法團隊以中國人為主，中國做得更好，因此我們在算法上很快就超過他們了。"這不是口號，而是一個可驗證的事實陳述。當底層技術從"機械精度"轉向"算法+流體+智能"，中國工程師的密度和迭代速度就成為了真實的競爭優勢。

第二層是商業底氣。追覓海外市場的高速增長讓他"可以把未來說出去"。吹牛需要資本，而資本來自于過去的信用記錄。

第三層是文明底氣。這是最有意思的一層。他說："也許我們長著一個東方的面孔，可是我們腦子里裝著北歐的設計、希臘的哲科思維、法國的浪漫，再加上中國人想要奮進的動力。"

俞浩不認為中國品牌的高端化是"用東方打敗西方"，而是"吸收全世界優秀文化，再往前走"。這種敘事比簡單的民族自豪感更有說服力——它不是對抗性的，而是包容性的。

他最終的判斷極為樸素："你能去，我也能去。"這不是要證明中國人更聰明，而是要爭取一個平等的位置。

2020年前后，追覓掃地機器人進入德國市場。那時候，德國本土品牌賣899歐元，追覓的定價是1499歐元——不是便宜三成，而是貴了近一倍。更離譜的是，這個中國品牌在當地的市占率很快接近了50%。

當堂吉訶德活下來，并且活得很好的時候，"他們"就敢了。而踩著追覓過河的"他們"，就是下一個時代的中國制造。

03 “N-1”到“N+1”的躍遷

俞浩與追覓的故事，不是孤例，而是一代中國企業從跟隨到引領、從制造到創造、從低端到高端的集體躍遷。

改革開放至2000年，是中國制造業的代工時代，出口產品被貼上“便宜、低端、低質”的標簽；2001年至2015年，中國加入WTO，制造業進入規模擴張與初步升級期；直到2015年，《中國制造2025》綱領性文件發布，標志中國制造業正式進入高端化拐點期，開啟“創新驅動”的質變。

追覓成立于2017年，成長軌跡恰好踩在中國制造業從代工到引領的歷史拐點上。

基于高速數字馬達、智能算法、仿生機械臂等核心技術，追覓產品線從掃地機器人延伸到吹風機、洗地機、廚電、大家電，甚至汽車、航空相關領域，實現技術復利。這種模式，讓追覓從小品類快速拓展至全生態，從單一硬件制造商升級為技術驅動的高端科技品牌。

全球工業文明的演進，從來不是單純的產能擴張，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對應著價值分配格局的重塑。制造業高端化，表面看是 “更貴”，本質上是附加值向上遷移、定價權向上爭奪、話語權向上重構的歷史進程。

縱觀百年變遷，全球制造史清晰呈現一條規律：定價權永遠向技術壁壘更高、不可替代性更強、話語權更大的環節集中。從廉價勞動力，到技術值錢，再到精度值錢，最終到算法、標準和定價權，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也為中國制造業的崛起指明了方向。

俞浩提煉出了追覓的N+1出海哲學：“過去中國企業走“N-1”路線，靠低價搶占市場，最終陷入內卷，難以進入高端賽道；而追覓要做“N+1”，世界最先進產品做到N級，追覓做到N+1級，實現技術代差，同時定價比海外品牌更高。

俞浩與追覓的故事，是這個波瀾壯闊時代的縮影。在這個轉折點上，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謹慎，而是更多的堂吉訶德，不是更多的"N-1"，而是更多的"N+1"。

結語

失敗是所有偉大創業者的必然宿命。愛因斯坦也沒有完成統一場論，但這不影響他們在追求偉大目標的過程中推動文明進步。

“如果我一直成功，這說明我的目標還不夠遠大。”俞浩說。

俞浩的獻祭邏輯在這里完成了閉環。他之所以敢扮演堂吉訶德，不是因為他相信自己一定會贏，而是因為他重新定義了輸贏：最終成或敗，管它呢。重要的是“在這個路途上留下的所有足跡，已經幫助了這個世界進步”，重要的是“客戶、合作伙伴、員工都在這個過程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