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0年的延安，窯洞里的煤油燈總是亮到很晚。
毛澤東剛處理完一批文件，揉了揉發酸的眼睛，就看見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站在門口，手里捏著一封信，臉色不太好看。袁國平遞上信，毛澤東掃了一眼，眉頭就皺了起來——又是項英的辭職信。
這已經是短短一個月內的第二次了。
毛澤東把信往桌上一拍，聲音不大，卻讓整個窯洞的空氣都凝固了：“辭職？又是辭職！要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拉倒！”袁國平從沒見過主席發這么大火，站在那兒一動不敢動。毛澤東點起煙，深深吸了一口，煙霧在燈光里盤旋：“你回去告訴項英，沒有他項英，地球照樣轉，新四軍垮不了！”
這話說得重，但毛澤東有他的道理。
事情還得從兩年前說起。1938年初，國共合作抗日，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軍長人選很關鍵，最后定了葉挺——這位北伐名將、南昌起義前敵總指揮，雖然當時不是共產黨員，但在軍界威望很高。副軍長兼政委，則是老革命項英。
照理說，一個懂軍事，一個抓政治，應該是黃金搭檔。可問題就出在“黨指揮槍”這個原則上。項英是黨在新四軍的最高負責人，大事最后都得他說了算；葉挺這個軍長，很多事做不了主，連一些重要會議都參加不了。葉挺覺得憋屈：我堂堂軍長，說話不算數，那還當個什么勁？
1938年夏天，葉挺跑到武漢找周恩來訴苦，說想成立個新四軍委員會，大家一起商量著辦事。中央很快同意了，讓項英當主任，葉挺當副主任。可項英對這個委員會不太上心，實際上還是老樣子。葉挺一氣之下，9月份直接撂挑子回廣東老家了。
這一走，蔣介石可高興了。他趁機對共產黨方面說：“連葉挺都不能與你們合作，將無人與你們合作。”毛澤東知道后很著急，趕緊讓周恩來去做工作。周恩來專程跑到廣東，苦口婆心勸了又勸，葉挺才在1939年2月重新回到新四軍。
可矛盾沒解決，遲早還要爆發。
1939年10月，葉挺又去了重慶，直接向蔣介石遞了辭呈。國民黨報紙馬上炒作起來，說共產黨排擠黨外人士，容不下人。毛澤東得知后，對周恩來說：“這個項英，我早就叮囑他要注意和葉挺搞好關系，可他就是不聽！現在好了，弄得葉挺一而再、再而三地辭職，我們被國民黨抓住了把柄。”
1940年5月4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給項英發了封近三千字的指示信，話里話外都是批評。項英這人性格倔，看了信反而覺得委屈：我辛辛苦苦帶隊伍，倒落了一身不是？與其等著被撤，不如自己先走。他提筆就給中央寫了辭職信。
毛澤東收到第一封信時，其實壓住了火。他知道新四軍是項英一手帶起來的，部隊里威望高，眼下葉挺剛走，確實離不開他。于是回信肯定項英的成績，勸他繼續干。沒想到項英不領情，5月29日又來了第二封辭職信。
這才有了開頭毛澤東拍桌子那一幕。
不過話說回來，毛澤東發火歸發火，心里跟明鏡似的。他讓袁國平帶話是表明態度，但實際問題還得解決。另一邊，周恩來在重慶又找到葉挺，誠懇地說：“中央已經明確了你在新四軍的實際地位和職權，還請你向蔣介石要回那封辭職信。”經過反復勸說，葉挺終于答應回來。
項英聽說葉挺要回來，辭職的事也就不提了。一場風波暫時平息，但裂痕已經留下。誰也沒想到，半年多后，皖南事變爆發，葉挺被扣，項英遇難，新四軍遭遇重大損失。回頭再看1940年春天這場辭職風波，仿佛已經預示了后來的悲劇。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樣，個人性格、組織原則、現實困境攪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葉挺和項英都是真想抗日救國的人，可偏偏處不到一塊去。你說這到底是誰的問題？是制度設計，還是性格不合？或者，在那個特殊年代，有些矛盾本就無解？各位讀者，你們怎么看？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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