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遠在法國南部海濱的戛納國際電影節舉辦之際，國內影市也因為一部電影熱鬧起來——藍鴻春執導的《給阿嫲的情書》。

這部沒有參賽戛納、甚至此前沒在其他電影節上拿獎的作品，成為了當下中國電影行業里的“無冕之王”——以1400萬的成本，目前斬獲了破十億的票房，如果真如預測所估最終達到18億，那么，它將成為中國影史最高收益率的電影——超40倍（分賬票房/成本）。

《給阿嫲的情書》的爆，不是大明星路演喊出來的，是在影院里慢慢“燒”起來——先從小范圍的觀眾口碑開始，接著被朋友圈、短視頻、坊間評論一點點推高。這使得這部最初看起來“不太像爆款”的電影，變成了如今繞不過去的名字。

因此，在戛納，談起中國電影，不可避免的就會提到這部片。

5月14日，由中國電影基金會和中國電影家協會共同主辦、吳天明青年電影專項基金承辦的“中國電影之夜”上，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認為，這是普通觀眾拿回了評價權，不再迷信所謂大明星大導演。

而中國電影局副局長、電影資料館館長秦振貴一席話，則道出了《給阿嫲的情書》的本質——“保持對電影的信仰”。

5月14日下午，在戛納國際電影節中國館·中國電影全球推廣活動“中國電影之夜”的“中外電影評價體系的差異與融合”交流會上，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尹鴻談到《給阿嬤的情書》這部電影的爆火時，給出的分析并不復雜：差異化、共情性、自來水式的口碑。

這三個詞，很樸素，甚至顯得不高級，但如果放回國內市場，它更像是市場的必然。

所謂差異化，說白了就是觀眾真的看膩了那些太熟的東西。大明星、大制作、大IP、大宣發，當然還是有用，但它們越來越不能自動換來信任。觀眾坐進電影院，不只是想看一套被反復驗證過的商品。他們有時候也想看見一個陌生的地方，一種沒有被磨平的語言，一群不像演員的人，一段帶著土腥味和舊紙味的生活。

《給阿嫲的情書》的潮汕話不是裝飾，僑批也不是隨手貼上的文化標簽。那些信，那些漂洋過海的錢，那些沒法當面說出口的話，構成了一種真實的生活紋理。電影沒有急著告訴觀眾“這是一個多么重要的中國故事”，它只是先把一個家拍實了，把一個老人拍實了，把離鄉的人和留在家里的人拍實了。

這種具體，反而讓它走得更遠。

很多電影一想“破圈”，就開始把自己拍得更通用、更標準、更容易解釋。結果最后常常只剩一張干凈的說明書：觀眾知道它想表達什么，但未必真的在乎里面的人。

《給阿嫲的情書》不是這樣。它不怕窄，就站在潮汕那塊土地上，帶著方言、家族記憶和南洋往事，把一個看似地方的故事拍成了很多中國家庭都能認領的情感。

尹鴻提到的第二點，是共情。這個詞這幾年也快被用濫了，但放在這部電影里，它不是一句漂亮話。因為《給阿嫲的情書》真正擊中的，不是“懷舊”本身，而是中國家庭里那些長期不被好好說出口的感情。

很多中國式親情都不是擁抱出來的，也不是靠一句“我愛你”完成的。它常常藏在寄回家的錢里，藏在一頓飯里，藏在老人反復念叨的小事里，也藏在一封封字跡發黃的信里。電影把這些東西拿出來，觀眾很難不想到自己家里的人。

這不只是“潮汕觀眾才懂”的東西，它屬于潮汕，也屬于福建、廣東、浙江、東北、四川，屬于所有曾經有人離開、有人等待的家庭。

第三點，是自來水口碑，這可能是《給阿嫲的情書》最值得所有行業人士正視的地方，因為它不是被一套強勢宣發機器直接推起來的。

它的熱度不是從天而降，而是從觀眾席里一點點長出來的。有人看完發朋友圈，有人在短視頻里剪片段，有人在豆瓣寫長評，有人拉著家里人二刷。它不是先被宣布為“年度必看”，而是在觀眾之間慢慢變成了“你應該去看看”——這句話比很多廣告語都值錢。

以前一部電影好不好，常常是專家先說，媒體跟上，觀眾最后買單。現在，順序反過來了。

有些片子是觀眾先把它撈起來，專家和行業再回頭解釋它為什么會火。

所以，從《阿嬤》的火爆，就可以知道，如今的電影評價權到底發生了什么變化？

尹鴻認為，現在已經不是專家關起門來評電影的時代了——豆瓣、貓眼、短視頻、B站、朋友圈，都在直接影響一部電影的命運；一個博主的一條視頻，可能比一篇學術論文更能影響普通人的購票決定；普通觀眾寫下的幾句話，也可能成為一部小片起勢的開始。

換句話說，普通觀眾重新拿回了“電影評價權”。

觀眾評價有時候很快，也很狠。一部電影可能還沒等到真正被理解，就已經被短視頻上的幾個標簽判了死刑。

法國《電影手冊》的影評人艾利爾·施魏策爾也在“中外電影評價體系的差異與融合”交流會上談到，嚴肅電影批評需要時間，需要消化，需要“智識上的停頓”。可現在，停頓越來越奢侈。媒體場還沒結束，網上已經有人發聲，導演還沒走上紅毯，片子可能已經被社交媒體宣布“完了”。

這不是電影的好時代，但也不是電影的壞時代——它只是一個需要更加尊重觀眾的時代。

說白了，觀眾是在用真金白銀投票，把評價的權力爭了回來。

尹鴻透露，中國電影家協會現在的態度很明確：主動融合、吸納觀眾意見。

這也是為什么影協現在把專家、學者和觀眾邀請到同一張桌子上——比如CCTV-6《今日影評》以前更多請學者，現在也會請自媒體人、年輕觀眾、網絡影評人參與討論。這個做法不一定每次都能聊出火花，但至少承認了一件事：

電影不能只在小圈子里完成評價。

中國國家電影局副局長、電影資料館館長秦振貴在“中國電影之夜”的致辭里，有句話非常重要，他說：“電影從來不是單向表達，而是在不斷的相遇中被重新點亮。”

這句話在《給阿嬤的情書》爆火的當下，相當切中要害。他提醒電影主創，不能“單向表達”，說白了就是“別自嗨”。

電影不是創作者單方面把意義交給觀眾，也不是專家單方面告訴觀眾什么叫好。它要等觀眾接住，反駁，誤讀，爭論，甚至重新把它送回來。

而《給阿嫲的情書》，就是觀眾送回來的那封信。

它告訴整個電影行業，所謂“觀眾不愛看現實題材”，不一定成立；所謂“方言片難破圈”，也不一定成立；所謂“沒有明星就沒有市場”，更不一定成立。

觀眾不是不愿意看中國電影，觀眾只是不愿意被糊弄。

中國電影這些年不缺熱鬧，每個檔期都有新片，每個月都有話題，每年都有所謂“黑馬”。可真正讓人記住的電影，往往不是最會包裝自己的那一個，而是最能讓觀眾相信銀幕上那些人真的活過。

《給阿嫲的情書》不是在給中國電影開萬能藥方，而是因為主創們對于電影保持著自己的“信仰”。

這也正如秦振貴所說，“我們始終保持對彼此的好奇，保持對故事的信任，保持對創作的熱情，保持對電影的信仰！”

不過，不能因為《給阿嬤的情書》火了，就覺得所有方言片都會火；不能因為它靠口碑跑出來，就把所有責任都交給觀眾自來水。更不能等一部片子已經爆了以后，再來感慨“真誠永遠有力量”。

這就太簡單了。

真正的問題是，那些沒有爆出來的電影怎么辦？

同樣真誠、同樣地方、同樣小成本的作品，有多少死在前三天排片里？有多少根本沒機會被觀眾看見？有多少創作者甚至等不到被誤解的那一天？

如果每次都要靠觀眾把一部電影從角落里撈出來，那不是市場成熟，而是機制偷懶。

所以，《給阿嫲的情書》的意義不只是“爆火”，像一次提醒：行業的觸覺并不總是準確。很多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最開始看起來都不夠標準、不夠安全、不夠好賣。

“中國電影之夜”上，中國國家電影局副局長、電影資料館館長秦振貴致辭

戛納國際電影節中國館·中國電影全球推廣活動的“中國電影之夜”，做到了第11個年頭，是旨在讓中國電影“走出去”的盛會。

今年“中國電影之夜”的主題是“你好電影，你好中國”——這句話，溫暖，平和，也像電影局副局長秦振貴致辭中所言的“質樸、真切”。

不過，“你好”不是單方面介紹自己。你說你好，對方也要愿意回應。中國電影要真正走出去，也要先學會讓別人愿意回應。

事實上，類似《給阿嫲的情書》的中國電影還有不少，類似藍鴻春的青年導演也很多，他們的作品呼應時代變遷，源自對生活的敏銳洞察。

而在“中國電影之夜”上的“中國青年電影全球推廣計劃”，是以電影搭建橋梁，推動跨文化對話，用多元敘事喚起情感共鳴，使不同語境的觀眾與創作者緊密相連。

現場，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尹鴻、蒲公英公益行動大使戚薇、青年電影助力人陳少熙分別為入圍今年中國青年電影全球推廣計劃的青年導演卞灼（作品《翠湖》）、陳俊霖（作品《一息尚存》）、武劍鋒（攝影指導/作品《在少女花影下》）及其作品頒發榮譽證書。

在交流會上，漢學家、中國電影專家路易莎·普魯登蒂諾談到她在法國拉羅謝爾辦中國電影周的經驗。她發現，法國觀眾一開始看中國電影，可能多少帶著對異國情調的好奇。

可真正讓西方觀眾們坐住、看完還愿意討論的，反而不是神秘、遙遠“東方”的東西，而是那些讓他們覺得“中國人原來也和我們一樣”的電影——家庭關系，年輕人的壓力，小鎮青年，父母和子女之間說不出口的話。

這些東西雖然不華麗，卻能跨過“文化海洋”。

《給阿嫲的情書》正是這樣，它很地域性，不像一張對外宣傳名片，反而越有可能被別人看懂。因為它不是在展示“中國元素”，它是在拍一個人怎樣等另一個人，拍一個家庭怎樣在漫長時間里保存愛和遺憾。

的確，這才是中國電影最該擁有的精神內核。

撰稿｜Jana

策劃｜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