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華文明的理論問題，我已在《文明論》一書中作了系統論述。在此只想說明一個基本事實：中華“文明”概念并非舶來，而是中國先賢自主創造的思想，也是中國傳統知識與思想中的核心內容。因此，重建中華文明理論必須回歸己身文明的概念體系及文獻傳統。

對“文明”內涵和標準的界定應兼顧東西、著眼全球，文明起源和形成兩個階段各有標準。文明起源的標準包括承載文明的“綜合文化實體”的起源、社會復雜化的開端、復雜精神觀念的起源三方面。文明形成或進入文明時代的政治學上的標準是國家的誕生，而物化標準則是大型中心城市或都邑的出現。

中華文明起源是目前中國考古學界乃至史學界備受矚目的重大課題之一。隨著研究的深入，與文明起源相關的論題受到空前關注，但問題也開始暴露，突出表現為理論與實踐錯位，缺少可靠手段將考古解釋與歷史重建有效銜接。文明起源標準眾說紛紜，由于缺乏深層的人類學闡釋，學術討論易流于表面。深化文明起源研究，亟須從判定標準的制定轉向成體系的社會復雜化研究。

對“文明”的定義與識別深刻影響著我們理解歷史、定位當下、構想未來的方式。長期以來，基于兩河流域與古埃及歷史及其經驗提煉的“文明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城市）曾被視為普世標準，規訓著全球的歷史敘事。隨著考古發現與理論自覺，一場關于文明標準的深刻討論正在發生。它不僅關乎中華5000多年文明史的“自證”，更觸及人類文明認知的哲學基礎與方法論革新，其影響已從歷史考古學延伸至對現代文明形態與全球秩序的思考。

創造一種新文明形態不僅要參考已有文明形態的經驗教訓，由于現實不是完滿的，還必須有一種理想性設計。這種理想維度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得到充分體現。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以人為元價值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現代化的最終目的。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這種新文明形態扭轉了西方現代文明的元價值，克服了西方現代化的“工具主義—資本增殖”的核心理性以及由它們導致的人的異化和物化，它通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的全面提升，為世界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典范。

以強制性的公共權力與較成熟的官僚系統為標志，可以將大部分前國家復雜社會（包括塞維斯等學者所說的“酋邦”）與真正的國家區分開來。國家又可按照發展程度的差異分為早期國家與成熟國家。“前國家復雜社會”“早期國家”這種相對客觀的描述，較之“酋邦”“方國”“邦國”“王國”之類有歧義的術語，更加具有通約性與可操作性。當然，從物質遺存中區分不同的政治實體并非易事，這已然是另一個論題了。

從形而上的哲學維度和視野出發，可以對文明和文化作相對區分。確定文明標準有兩種不同思路：一是西方堅持形而下的器物、知識和科技優先，以單一文明標準評判文明優劣高低；二是中國秉持和合哲學、倫理道德和仁義禮儀為優先，基于客觀事實，強調文化是文明的前提，而不是文明本身。文明的本質是文化之善，是向求真、向善、尚美的升華，因而不主張基于器物、知識、科技來定義文明標準，強調以和合哲學、倫理道德、仁義禮儀為核心確定文明標準。

“文明”是人類及其社會進行自我理解和闡釋的一種符號。這種符號只有在人類社會進入一定程度的分化的前提下才能發生，不同社會形態及其人性水平被納入作為肯定對象的“文明”和被否定的“非文明”中，這使得文明概念總是不可避免地攜帶著一種理想性。只有在判斷某個社會、某個時代是否文明的依據成為問題時，文明標準才會被提出。文明的標準也就是文明之所以為文明的尺度或判準，它的問題化關涉文明本身的內在張力。

文明是人類改造自然與重塑自身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是民族存續的根基與人類共同體的紐帶。近代以來，西方借工業革命的優勢與殖民擴張，構建起以自身為核心的文明標準，將西方文明奉為唯一典范，并將非西方文明歸入“野蠻”序列，形成“中心—邊緣”的二元對立格局。這種單一等級化標準扭曲了人類文明的本質，淪為西方文化霸權的工具。進入21世紀，隨著全球格局的調整，全球南方開始崛起，文明多樣性成為潮流，“文明優越論”逐漸破產。在此背景下，梳理西方中心主義文明標準的生成與困境，進而建構多元共生的文明新標準，既是重要的學理命題，也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現實需求。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武雪彬 邵賢曼 王志強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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