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英文版《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以下簡稱《霓虹燈外》）問世，作者為知名海外中國研究學者、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人文學部教授盧漢超。本書突破了傳統(tǒng)的上海敘事，透過豐富的史料，展現(xiàn)出晚清民國時期上海人的日常生活。這本書長銷近三十年，曾于2004年、2018年推出簡體中文版，2026年由上海書店出版社推出新版。

盧漢超在書中涉及的內(nèi)容，雖已有諸多相關專著問世，但本書并未因此過時，相反，它的獨特價值和問題意識，在當下依舊能帶給我們深刻啟迪。歷史學家熊月之對本書評價道：“在盧漢超筆下，城市與鄉(xiāng)村、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霓虹燈下與霓虹燈外，不再是那么冷冰冰的二元對立，而是相互聯(lián)系、相互滲透。”

回歸日常生活的上海敘事

1923年3月，日本作家村松梢風來到上海，親身體驗這座“不可思議的都會”。他在日記中坦言，此行是受了芥川龍之介的“刺激”。在《中國游記》里，芥川筆下的上海黃包車夫淪為“劫匪”，狎妓之風猖獗，鴉片遍地皆是。

但村松梢風眼中的上海，魅力恰恰在于其“混雜”與“喧鬧”，他沉醉于這座城市“無秩序無統(tǒng)一”的混沌與莫名之感。1924年，他出版《魔都》一書，如此描述上海：“上海匯聚了世界上近三十個國家的人……這里有自由和平等，卻無壓制和階級意識，全世界沒有比這更自由的地方了。”同一時期，西方人將上海稱作“東方巴黎”，中國人則稱其為“十里洋涇”，后逐漸演變?yōu)椤笆镅髨觥薄?/p>

自晚清以來，以上海為背景、書寫其繁華摩登的作品層出不窮。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彭養(yǎng)鷗創(chuàng)作的社會譴責小說《黑籍冤魂》，便不吝筆墨描繪當時租界的景象：“街道廣闊，店鋪整齊，車水馬龍，往來如織。兩面的房屋，都是畫棟雕梁，輝煌金碧；樓閣高聳，直入青云。入夜之后，電氣燈、自來火星羅棋布，徹夜通明，光輝如同白晝，真是火樹銀花，城開不夜。”

而我們最為熟知的茅盾的《子夜》，開篇便勾勒出上海的電車、霓虹燈、雪鐵龍汽車與摩天大樓。從鄉(xiāng)下懷揣《太上感應篇》來滬避難的吳老太爺，面對這般現(xiàn)代都市景象，最終突發(fā)腦出血猝然離世，這一情節(jié)也成為傳統(tǒng)上海敘事的經(jīng)典注腳。

從晚清民國開始，上海便被貼上了這樣的標簽：一座可與紐約、巴黎、東京比肩的城市。此后，絕大多數(shù)上海研究著作，都建立在“西方?jīng)_擊推動近代化”的預設之上，而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民眾，他們的衣食住行、喜怒哀樂，卻長期被書寫者忽略。盧漢超的《霓虹燈外》，則將目光投向這些平凡的上海人，讓普通人成為歷史書寫的主角，構(gòu)建起回歸日常生活的全新上海敘事。

跳出霓虹燈光的單一視角

盧漢超聚焦上海近代化、西化進程中的傳統(tǒng)因素，重新審視費正清“沖擊—反應論”與柯文“中國中心論”。前者認為中國完全在西方堅船利炮與文化輸入下被動走向近代化，后者則反駁這一觀點，主張從中國內(nèi)部探尋變革動力。盧漢超認為，兩種觀點對于上海研究而言都存在偏頗，想要真正讀懂上海的近代發(fā)展歷程，必須將二者結(jié)合。1843年上海開埠后，城市的諸多變革固然與西方?jīng)_擊息息相關，但在普通民眾的生活中，傳統(tǒng)依舊有著強大的生命力，這便是“中國傳統(tǒng)主義的韌性”。

在第一章《到上海去》中，盧漢超梳理了上海從江南小縣城蛻變?yōu)榻际械臍v程。除了《南京條約》簽訂后上海開埠、英國人設立租界這一歷史脈絡，他更關注外部沖擊帶來的特殊影響：1853年9月，小刀會起義占領上海縣城，戰(zhàn)火迫使大量難民涌入租界，打破了1845年《土地章程》實施以來形成的華洋分居格局；1860年至1862年，太平天國進軍上海，再度引發(fā)難民潮，起義平息后，已有超11萬華人居住在外國租界。

華洋雜處的局面，雖短期內(nèi)催生了諸多文化沖突，卻也鑄就了上海“海納百川”的城市品格，塑造了上海開放多元的文化特質(zhì)。近代化的城市建設，吸引著全國各地移民涌入，他們做工、經(jīng)商、拉黃包車，見識過上海的新式建筑與都市生活后，愈發(fā)將“上海人”與“城里人”畫上等號。

從第二章《人力車世界》開始，盧漢超真正“眼光向下”，以底層人力車夫為研究核心。他考證發(fā)現(xiàn)，這份工作是他們走投無路后的無奈選擇。當時人們稱拉車為“牛馬走”，耗費極大體力，收入?yún)s極為微薄，1928年，人力車夫的收入尚不到普通工人的一半。

除了微薄的收入，人力車夫還要飽受腸胃病、心腎疾病及流行傳染病的侵擾。即便身處底層，他們也有著自己的生存智慧：從拉“野雞車”（登記為私人包車，實則承接公共客運）起步，憑借勤儉自強，部分人最終攢錢開辦了自己的車行；即便大多是文盲、半文盲，他們依舊堅持讓子女接受教育。從這群人身上，我們能窺見百年前普通人的“上海夢”。

接下來，作者通過《逃離棚戶區(qū)》，將視角對準貧民聚居的棚戶區(qū)。這里與外灘、南京路的璀璨繁華形成極致反差，人力車夫、乞丐、童工、紡織工人、碼頭工等底層群體大多聚居于此，書中細致記錄了這些外來務工者如何努力地生活。

《小市民之家》聚焦棚戶區(qū)之上的里弄住宅。直到20世紀90年代，上海依舊遍布里弄，經(jīng)典劇集《七十二家房客》便以里弄市井生活為原型。里弄是中國近代房地產(chǎn)興起的重要標志，適配了普通民眾的居住需求，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為了最大化利用空間，房東不斷改造、分割房屋，房客則層層轉(zhuǎn)租，形成了二房東、三房東的生態(tài)。魯迅、郁達夫、陳獨秀、董必武等近代名人和革命志士，都曾在里弄居住，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在石庫門這一里弄式建筑中召開。

書中《石庫門后》《石庫門外》等章節(jié)則全景式展現(xiàn)了上海市民的日常：日常采買、理發(fā)、租書，鄰里閑話家常、談論婚戀八卦，還有門外米店、老虎灶、大餅店、煙紙店、煤球店的經(jīng)營百態(tài)，滿是市井煙火氣。

本書的結(jié)論極具深意，盧漢超提出，對上海市民而言，近代化的沖擊影響有限，傳統(tǒng)生活方式始終牢牢扎根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百姓秉持實用主義，將西化、城市化帶來的新事物，自然融入傳統(tǒng)生活脈絡中：陽歷推行后，陰歷依舊沿用；黃包車普及后，轎子依舊作為婚嫁禮儀道具留存。

相較于聚焦文學、金融、建筑、交通的上海研究著作，《霓虹燈外》讓我們看到了當年上海市民的鮮活群像，觸摸到百年上海的市井煙火。唯有跳出霓虹燈光的單一視角，走進普通人的日常，才能讀懂真正的上海，看見這座城市別樣的精彩。

《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

盧漢超 著

段煉 吳敏 子羽 譯

上海書店出版社

原標題：《繁華霓虹背后，藏著上海最真實的煙火過往》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本文作者：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