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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許國、一生育人、一生實干
華南工學院第一任教務長、
我國著名教育家、電子學家馮秉銓
用一生所為
生動詮釋了先賢眼中的政績所在
他把畢生精力
獻給祖國的教育事業與科技發展
樹立了知識分子為國育才、
為民造福、為公擔當的精神標桿
是當之無愧的士子楷模、師者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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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為青年的錦繡前程而操勞,我不能離開青年,如果讓我離開青年,我會感到生命失去了意義。”這是馮秉銓為人師者的感言,體現著他為國育才的使命感與緊迫感。
少年立志 科學救國
馮秉銓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翻天覆地的時代。雖然啟蒙于千字文、四書五經,但他從目睹了五四運動的父親那里聽到了“科學與民主”的聲音。動蕩時代的風雨熏陶著他幼小的心靈,早在中學時期,馮秉銓就受進步思想的影響,立志追求真理和科學救國。他從中國修建鐵路的時間落后英國80年的事實中,深感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后,并在物理老師的影響下,埋下了獻身物理事業的種子。他16歲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成為物理系同時錄取的16人中最終成功畢業的3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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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40年代,馮秉銓(第二排左四)與嶺南大學教授合影
畢業后,馮秉銓在著名科學家吳有訓的推薦下,到廣州嶺南大學任教,并在25歲成為該校最年輕的副教授。
1938年,日本侵略者瘋狂進攻華南,廣州淪陷。嶺南大學被迫遷到香港,馮秉銓悵望著烽煙四起的神州大地,心中難以平靜。他寫信給思想先進、主動前往延安的妹妹馮秉珊,表達了自己既想前往延安參加抗日隊伍,又想堅持理想、科學救國的矛盾心情。妹妹經黨組織授意回信:“科學、教育,也是拯救國家民族的一條戰線”。這份延安回復最終幫助他撥開迷霧,辨明航向,心胸坦蕩地繼續指向科學救國道路。他決定在“另一條戰線”上,為國家民族的命運傾注自己的畢生心血。
1940年8月,馮秉銓獲得獎學金,赴美國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輪船到達檀香山以后,當地一個美國記者問到留學生們為何出國。馮秉銓告訴記者,到美國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學習美國的先進科學技術,通過留學美國,對美國人民有所了解,將來建設我們自己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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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湖畔的馮秉銓半身銅像
在美國讀書期間,馮秉銓被選為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中國留學生聯誼會主席,還組織留學生進行抗日救國宣傳募捐和義賣活動,并作為美國“軍官電子訓練班”教員,為反法西斯戰爭培訓軍官學生,間接地幫助了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到兩年時間,他便取得博士學位,并先后受聘為哈佛大學講師、研究員。
在他的導師錢菲教授和很多當時的同學看來,馮秉銓無疑是哈佛的一顆學術新星,前途一片光明,而且當時馮秉銓的月工資已經是400多美元,對于剛出校門的學生來說,這是真正的高薪厚職。然而,當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美國后,他謝絕導師、同事、朋友的挽留,放棄了美國的高薪,也放棄了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做官機會”,帶著一顆與國家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赤子之心,在沒有班機和客輪的情況下,乘坐貨輪回到祖國,繼續從事他鐘愛的教育事業。在他看來,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唯有教育一途。
一切為了學生,把教學當成研究
1952年,隨著華南工學院的組建,馮秉銓被任命為第一任教務長。馮秉銓深知自己責任重大,他在自己學術的黃金時期,決定“五年內不搞科研”,夜以繼日全身心投入華南工學院的籌備工作中,為實現目標當“很好的螺絲釘”。在他心中,最重要的是“把華南工學院辦成一流大學”,建立一個先進的中國的理工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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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秉銓在上課
在華南工學院近30年的時間里,馮秉銓除了承擔繁重的行政事務外,始終沒有脫離教學一線。他把自己的所學所見所思應用到教學模式改革、教師培養以及實際教學過程中,用更科學的教育教學方式培育人才。
針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高等學校照搬蘇聯的教學模式導致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和“消化不良”的狀況,馮秉銓通過“望、聞、問、切”,花了大力氣研究蘇聯的教學制度,一方面進行理論分析,一方面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他常常深入到班,同學生一起聽課,了解教學情況;召開各種座談會,不斷在隨身攜帶的小本子上記錄著各種反映、意見和建議。在此基礎上,他撰寫了一系列關于教學工作的文章并開出了“藥方”,其中“一切為學生”“教學目的是教懂學生”“教學改革主要依靠教師”等觀點,對于糾正“學蘇”中出現的問題,解決超學時和偏廢現象,推進教學改革,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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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秉銓教授在指導學生做實驗
無私扶掖后輩,上陣培養教學人才。1956年全國第二次院系調整后,馮秉銓所在的電訊工程系的大部分人員和設備都調往了成都。在只有3個老師的情況下,馮秉銓重建了擁有4個專業的無線電自動控制系,共有900多名學生。在師資極度短缺的情況下,馮秉銓立下了軍令狀:“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我一定帶頭上陣!”
“那時馮老師的工作量太大了,因為只有3個老師,他一個人要開12門專業課,高峰時期,每周上課27學時。而且每次都是他自己先講,然后把講稿交給青年教師,從而帶出來一批教師隊伍,這樣的情況持續了一兩年。”馮秉銓的研究生丘水生回憶道。
馮秉銓說:“時間太寶貴了,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勝利。”他盡可能把上課地點排得緊湊些,哪怕能縮短100米,節約1分鐘。從前他上課只帶一個輕便的棕色講義夾,后來他常常帶一個黑色的提包,里面放著一些必需的藥品和幾塊干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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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秉銓教授在指導青年教師
把教學工作當作一項科學研究來對待,馮秉銓就是以這種精神開展自己的教學工作的。他認為,教學的對象總是變化的,新的技術成果和新的理論觀點也日新月異,教師不能“廿年一本書”照本宣科地講下去,“講課的關鍵在于充分地掌握教材,在于講課充滿信心和運用良好的講課藝術”。
馮秉銓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對學生充滿愛。他對學生的愛貫穿在他所擔任的教學任務的每一個環節:為學生建立“小檔案”、事先去教室了解教學環境、進行詳細的考試小結等。馮秉銓的研究生丘水生介紹了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凡在一個新課室上課,馮老師必然會提前“踩點”,課室的大小、窗戶的位置等,都摸得一清二楚。當過學生都知道,黑板容易反光,馮老師特別注意這一點,每次他都會提前在黑板的各個位置寫板書,然后根據學生人數站在最后的位置觀看能否看清楚板書,是否有反光,然后再決定黑板字的大小,避免寫在反光處。
一心科研 實干為民
作為我國著名的無線電電子科學專家,為國家培養人才、發展國家的科學技術,是馮秉銓畢生的追求。1950年,他發表了《強力振蕩器的相角補償》一文,這種理論的提出和建立先于西方學者32年,被國內外學術界所公認。1954年,馮秉銓發表了《測定強力管靜態特性的一個新方法》,奠定了目前已被廣泛采用的“圖示儀”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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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馮秉銓與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在一起交流
1956年,黨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馮秉銓參與了制訂“全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的討論。在這鼓舞人心的事件的影響下,建立在前期科研基礎上,馮秉銓萌發了建立振蕩理論的中國學派的志向,并為之開展了培養理論隊伍的工作。
在重建無線電工程系時,馮秉銓“一天干幾天的工作,一個人干幾個人的工作”。經過不懈的努力,這個系從無到有,成為在全國有影響力的名牌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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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秉銓教授自己動手搞研究
1958年,馮秉銓主持研制成功了華南地區第一臺模擬電子計算機,在北京開幕的“全國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展覽會”上大放異彩,《人民日報》隨后發表社論,稱贊其為科學技術尖端的成就。
1959年,在缺乏可供參考借鑒的圖書和資料的情況下,他又主持研制成功了我國第一臺俄漢自動翻譯電子計算機。這臺翻譯機共用了3000個電子管、1000多個晶體管,從幾十萬個磁芯中挑選了14萬個組成存儲器。翻譯計算機的研制成功,有力地鼓舞了全校師生向科學進軍的勇氣和信心。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學校共有15項科研成果獲獎,馮秉銓獲評全國先進科技工作者,電訊工程系被授予先進集體稱號。與會代表中還有30多名畢業自華南工學院的校友。如此重要的獎項,師生同時登臺領取,一時被傳為佳話。
1979年受邀訪問美國后,他進行了多場報告并撰寫了《訪美匯報》,向國人介紹美國先進的科學技術,警醒國人發憤圖強。他說道,我們每個人自己的力量都是渺小的,但是,只要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努力工作,努力學習,每個人鋪上一磚半瓦,一個上萬人的學校,一年半載就是一棟大樓。
1980年的一天,馮秉銓突然病發,后在醫院辭世,終年70歲。時任華南工學院院長張進在悼念馮秉銓的詩中寫到:“學識精深孰與倫?深宵燈火一勞身。華工園里花初發,卻失辛勤培植人。”
馮秉銓對于工作的熱忱一以貫之,他始終對祖國抱有一份赤子之心,一生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為繁榮中國科學技術和教育事業奉獻,《當代中國精神》中對他評價為“學界的表率,士子的楷模”。
日前,華南理工大學電子與信息學院舉辦馮秉銓先生教育家精神和科學家精神緬懷座談會。
活動以原創話劇《家國情,士子志》開場,并邀請多位嘉賓座談,共同追憶馮秉銓鞠躬盡瘁的愛國情懷與甘為人梯的師者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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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現場
以師者仁心鑄學科根基
計算機科學與工程學院
退休教授朱斌
我是1963年華工計算機專業首屆師資班畢業生,當年我們班是高教部專為全國高校培養計算機師資設立的,是真正的“種子班”。那時候計算機是國防尖端專業,但是條件艱苦到難以想象。就是在這樣一窮二白、師資斷層的困境里,馮教授站了出來。
1956年院系調整,華工電類骨干教師悉數調走。要辦計算機專業,沒人、沒教材、沒設備,馮老二話不說,親自上陣。他一個人扛起電工基礎、脈沖技術、電子技術等12門課,一周6天每天5節課,從基礎課到專業課全程包攬,用“在戰斗中成長、在戰斗中學習”的信念,帶出了華工電子、計算機、自動化學院的第一批師資。
他的教學效果好到出奇,5108階梯教室原本只能坐150人,他來上課總能擠下300多人,走廊、講臺、窗外全是人,外校的青年教師都慕名而來。
最讓我銘記的,是他“一切為學生”的赤誠。當時粵北和平縣廣播站一位叫李肇森的學生,癡迷馮老的非線性振蕩理論,寫了厚厚一本讀書心得,托我轉交馮老。當時馮老每天工作到凌晨四點,是華工有名的“夜貓子”,我本沒抱希望。可馮老接過手稿,只說“留下,一周后來取”。一周后,我拿到手稿,上面全是他細致的批注,一字一句、一筆一畫,滿是心血。他只淡淡說一句“人才難得”,這份對普通學子的珍視,讓我當場落淚。后來李肇森考上馮老的研究生,以第一名的成績留校任教。
他教學獨創“兩分鐘過電影法”,備課到閉眼兩分鐘能完整梳理課程內容才算合格,這份嚴謹至今影響著我。他愛祖國、愛教育、愛華工、愛學生,這份愛,是我們一輩子要傳承的精神火種。
從手稿里和實干經歷里看馮老精神
電子與信息學院
退休教授林土勝
我珍藏著一批馮老的科研、教學手稿,這是我一直保留下來的最珍貴財富。日后我也希望能把這些手稿捐給學院,讓后輩永遠銘記馮老的實干耕耘和奉獻精神。
馮老的重大科研成果,大多是在晚年完成的。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他作為科學界代表登上主席臺,這份成就背后,很多人不知道,是難以想象的艱辛。那時候根本沒有計算機,連計算器也沒有,只有周知的最原始傳統的滑軌計算尺,大量理論計算、方程組求解全靠人工完成,他找自己的學生當助手,一筆一畫、一遍一遍演算,嚴謹到極致,用雙手算出了核心理論推演結果并付之于成果實現。
我剛留校時,在教材編寫上采用的一種電視機新電路試驗成功,需要理論分析的支撐,卻遇到了電路理論分析的難題,我功底不足,難以入手。當時馮老在給工農兵學員講課,每天忙到中午12點,我本不好意思打擾,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向他請教,馮老聽完我的問題,沒有絲毫推諉,百忙中幾天后就帶著兩份手寫草稿交給我。從電路模型、波形分析到方程組建立等一步步推導,講得有條有理、清晰明了,幫我徹底解決了難題。那時候他已是一級教授、南馮北孟之美譽的學界泰斗,卻對年輕教師傾囊相授、如同己事、毫無架子。
馮老一貫對社會的擔當和無私貢獻更讓人敬佩,小學生、中學生邀請他做科普,他有求必應;工廠、研究所的資料審查、書稿校對,他從不推辭,傾力而為。當年華工電子信息學科的一級學科評估第一輪未通過,是因為我們未充分利用和接駁好馮老這段寶貴資源,即華工大從創立電子學科到科學大會多項獲獎的輝煌發展歷程,經過深挖馮老對學科奠基的貢獻,整理他的學術與教育成果、師德精神,向世人同行展示了華工大的真正實力和發展潛力后,結果在第二輪評估中順利通過。馮老留下的,不僅是學科根基,更是實干、求真、奉獻的精神,這是最值得我們珍惜的寶貴財富。
我眼中的父親——愛國如家,育人如命
馮秉銓之子馮高義
父親早年赴美留學,出國前就有兩個選擇:去延安,或是出國深造。延安黨組織委托回信,讓他抓住留學機會,因祖國未來建設需要科技人才。父親便下定決心,學成必歸。在美國,他從未想過定居,不買房、不買車,博士畢業后一度因交通中斷滯留,通航后,他連工資、保險都沒來得及提取,等不及郵輪通航就坐最早的貨輪回國,一心只想回到祖國,投身教育科研。
1958年重建電訊工程系,是父親最難的日子。一沒有老師,二沒有教材,三沒有設備,他硬是靠自己扛了下來。為了開設水聲學專業,他找來美國聲吶專著,組織四位老師分兩批口譯,每晚七點準時到家,一批老師口譯、一批老師速記,第二天交替整理,短短一兩個月,就把英文專著變成了可用講義,填補了國內學科空白。
父親的作息是“熬夜模式”。每晚八點到十點指導第一批研究生,十點到十二點指導第二批,凌晨一兩點開始備課,常常忙到三四點才睡,早上八點起床,吃碗炒粉就去上課。家里保姆都心疼他“你這是拿命在工作”,可他從未停下。
他對生活要求極低,卻對學生、對青年教師傾盡所有。困難時期,物資匱乏,普通人吃不上肉,父親有高級知識分子就餐券,能買到帶肉的菜,他就經常請年輕學子、青年教師去“打牙祭”,改善伙食。在青年教師婚禮上,他常鼓勵說:古語有言成家立業,希望你們成家后加把勁把業也立起來,在學術上有所創造,能獨當一面。
他一生淡泊名利,把愛國、愛教育、愛學生刻進骨子里,用一生踐行了學成報國、育人無悔的誓言。
沒有架子的大教授馮伯伯
電子與信息學院
退休教授馮穗力
我從小住在馮秉銓教授家隔壁,一直叫他馮伯伯,叫他的夫人馮伯母。他們兩位都是留美的博士,分別是一級、二級的大教授,但他們從來沒有半點架子,和藹得像自家長輩。給我小時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們既能夠講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又能夠說地道的粵語。遇到我們小朋友時,則用親切詼諧、我們能聽懂的方式與我們交流。
他對普通職工家庭也格外關心。我一位小學同學父母是普通工人,家里有三個孩子,弟弟經常生病。馮伯伯知道后,立刻掏出100元給他的父母,讓孩子及時就醫。當時的100元,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兩個月的工資。這份善意,我的這位同學記了一輩子。
每年新生入學,他都會專門給新生作一次啟迪人生的報告。當年我考入華工后,就聽他講在清華求學時每天記300個單詞的刻苦堅持;也聽他講在美國教書期間,當年的中國留學生成績永遠名列前茅。他用自己親身經歷鼓勵我們:中國人一點不比外國人差!馮伯伯的講話極具魅力,他能夠把深奧的道理講得通俗易懂,靠的是科學家深厚的學術底蘊,靠的是教育家對事業的赤誠。
當年馮伯伯就曾和學校黨委書記張進提出,要把華南工學院建成中國的麻省理工。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這份氣魄與格局,現在回想起來依然令人感到震撼。在我心里,馮伯伯是偉大的科學家、教育家,更是溫暖、親切的長輩,他的品格與風范,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
因馮老報考華工,一生以他為榜樣
1977級校友、德生通用電器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長梁偉
我生長在海南島。1973年,我還是個癡迷無線電、愛修收音機的初中生,隔壁華工畢業的黃叔叔告訴我:“以后你一定要考華南工學院,那里有個馮秉銓教授,全國聞名。”這句話,像一顆種子,埋在了我心里。1977年恢復高考,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全是華工無線電系,我只想成為馮老的學生。
在華工的日子里,我無數次感受馮老的魅力。階梯教室里,他的遙感技術講座,總是座無虛席;他給研究生上課,我們路過教室,總會忍不住站在門口旁聽。他講課深入淺出、風度儒雅,即便我們聽不懂專業內容,也能被深深吸引,中途從不休息,全程專注投入。
每年新生入學,馮老的報告就是我們的“勵志課”,他用幽默的語言、親身的經歷,點燃我們的學習熱情,讓我們堅定科技報國的信念。我有同學去看望他,問他晚上吃什么,馮老指著菜籃子里的小點心說:“這就是我的晚餐。”一代學術大師,生活簡樸到極致,把所有時間、精力都投入教學科研,讓我深受震撼。
我們那一屆,走出了李東生、黃宏生等行業領軍者,大家都深受馮老精神的滋養。馮老不僅是華工的驕傲,更是我們這代無線電人的精神偶像。他的育人初心、實干精神、簡樸品格,穿越歲月,依然指引著我們。
黨委宣傳部(融媒體中心)
信息來源:姚樹華《士子楷模馮秉銓》
《南方日報》報道,活動現場錄音整理
編輯:許穎
微信排版:鮑恩
初審:冀早早
復審:盧慶雷
終審:夏正林
華工原創,版權所有
若需轉載,敬請聯絡
郵箱:hgxcb@sc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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