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慈善家雜志

平臺應當盡快達成共識，成立自律聯盟或行業公約機制，像個人求助領域那樣，實現自我管理、協同治理，這是破解當前困境、平衡監管與發展的最佳路徑。

2026年5月，《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管理辦法》（下稱《辦法》）正式施行。這部新規直指行業多年積弊，對全國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設下剛性約束，一場圍繞零收費、嚴審核、去商業化、強公示的合規轉型正在全面鋪開。

目前，國內共有29家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運營質量參差不齊：有的平臺項目豐富、用戶活躍、籌款數據穩定增長；有的平臺則長期不更新，或籌款幾乎沒有進展；更有平臺網頁已另作它用。比如，中銀公益的網頁已成為一個在線影院，其官方微信公眾號也已注銷。

新出臺的《辦法》圍繞平臺指定、運行、服務、監管、退出全鏈條做出系統規范，實現從“信息平臺”到“服務平臺”的法定升級，也為目前29家指定平臺劃下不可逾越的制度紅線。

《辦法》首次以部門規章形式，明確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必須經國務院民政部門指定方可開展服務，實行名錄制管理、全覆蓋監管、無例外適用，徹底堵住未經指定擅自開展公開募捐服務的監管漏洞。

在準入門檻上，新規設置清晰量化標準：運營主體須為獨立法人，實繳注冊資本不低于2000萬元，網絡安全保護等級不低于三級，無嚴重違法失信記錄，具備完善的業務功能、風控機制與信息安全保障能力，從源頭提升平臺準入質量。

“零收費、純公益”成為貫穿新規的剛性原則。《辦法》明確規定，平臺提供公開募捐信息展示、捐贈支付、使用情況查詢等基礎服務時，不得收取服務費、手續費、技術支持費等任何費用。第三方支付產生的必要成本，由平臺與支付機構協商承擔，不得轉嫁給慈善組織或捐贈人。這一規定徹底切斷平臺依托公益流量直接收費的盈利路徑。

募捐頁面“全面去商業化”是另一項標志性變革。新規嚴禁在公開募捐信息頁面插入商業廣告、商業活動鏈接及無關互動功能，不得通過募捐頁面進行商業導流、商品推銷或用戶轉化，讓募捐頁面回歸純粹公益屬性。同時明確平臺不得代收捐贈財產，善款直接進入慈善組織專屬賬戶，實現資金與信息分離，從制度上防范資金混用、挪用風險。

在主體責任方面，《辦法》大幅強化平臺審核與管理義務：必須嚴格核驗慈善組織登記證書、公開募捐資格證書及募捐方案備案情況，對不符合條件的一律不得提供服務；健全信息內容管理、投訴舉報處置機制，及時處理違規募捐與虛假信息；募捐信息記錄保存期限不少于三年，數據與全國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實時共享；每半年向社會公開服務情況，每年報送年度報告，實現全流程可追溯、可監管。

此外，新規完善平臺退出機制，明確指定后60日內未開展服務、拒不履行法定義務、存在嚴重違法違規行為等情形，將被取消指定資格并向社會公示，構建“有進有出、優勝劣汰”的動態管理格局。

《中國慈善家》記者采訪多家一線公益機構，均表示新規對一線機構日常業務影響不大。但也有經常和頭部平臺合作的機構籌款負責人告訴記者，平臺審核明顯趨嚴，項目包裝、文案打磨、信息披露的投入增加，“這將倒逼機構精簡支出、提升效率”。

29家民政部指定的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覆蓋了互聯網企業、媒體、金融機構、公益組織等多元主體。

“慈善中國”官網上公布的29家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

《中國慈善家》記者通過掃描“慈善中國”平臺入口、實地核驗運營狀態、調取籌款數據發現，29家平臺運營質量嚴重分化、差距懸殊，頭部平臺項目豐富、用戶活躍、籌款規模持續攀升，尾部平臺長期停滯、“僵尸化”運行，甚至出現名存實亡的異常狀態。

騰訊公益、支付寶公益等平臺依托流量、技術與用戶基礎，占據行業絕對主導地位，上線項目數千個，月籌款額動輒數千萬元乃至上億元，形成穩定的公益生態。尤其騰訊公益平臺，單月籌款規模長期保持在3億元以上，成為互聯網募捐的主陣地。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部分平臺長期“休眠”，幾乎處于停擺狀態。有的平臺官網長期不更新，項目展示停留在數月前，籌款數據幾乎沒有變化；有的平臺入口甚至無法正常訪問，功能模塊失效，用戶無法參與捐贈；更有平臺已完全改變用途，徹底脫離公益屬性。

“中銀公益”平臺網頁已跳轉至在線影院。

例如，“中銀公益”平臺網頁已跳轉至在線影院，官方微信公眾號早已注銷，完全喪失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功能。《中國慈善家》記者聯系其運營主體北京中銀慈善基金會，對方回應稱平臺已于2026年初下線，目前正在辦理主體變更手續，處于無運營、無服務、無維護的“三無”狀態。

攜程公益自2021年11月入選第三批指定平臺以來，運營成效持續低迷，四年半時間累計籌款額僅5萬余元，平均年度籌款不足1.2萬元，單個項目籌款多為幾百元。360公益平臺僅上線13個項目，籌款完成率極低。

《中國慈善家》采訪中了解到，29家平臺中，有些定位模糊、投入不足，部分企業將公益平臺視為品牌點綴，未配備專職團隊、專項資源，一些中小平臺缺乏技術、流量與風控能力，無法為慈善組織提供有效支持，難以吸引優質項目入駐。

2016年9月，民政部公布了首批13家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2018年6月，中國慈善信息平臺和基金會中心網主動申請退出，從平臺名單中刪除；2023年7月，民政部將百度公司運營的百度慈善捐助平臺從平臺名單中刪除。

令人唏噓的是，作為首批被指定的13家平臺之一，百度曾一度被寄予厚望。“我們全力打造大眾參與的放心公益、人人公益、身邊公益、百度益下你就參與的平臺。”百度如此介紹自家公募平臺。彼時，公眾對多家平臺做過測試，騰訊、支付寶都在顯著位置設置入口，很方便就可以進到平臺。然而，主打搜索功能的百度，其運營的百度慈善捐助平臺無論是移動端還是PC端，體驗并不好。

早在2017年，民政部發布的《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基本管理規范》和《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基本技術規范》兩項行業標準，就已初步確立平臺“有進有出、有序退出”的制度框架。其中，基本管理規范明確要求，平臺獲得指定后30個工作日內未開通服務的，直接取消指定資格。平臺擬主動終止服務的，應提前30個工作日提交退出申請，并做好捐贈人告知、在募項目接續、相關數據與材料移交等善后工作，不得無故中止運營。同時，平臺每半年接受一次考核，考核結果作為保留、整改或退出的重要依據。

基本技術規范則從服務連續性、數據安全與信息留存角度做出約束，要求平臺退出時須保障募捐數據、捐贈記錄、服務日志等完整可遷移、可追溯、可長期留存，確保與全國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對接的歷史信息持續有效，不因退出免除信息安全與歷史責任。

有些平臺上線后出現低效、甚至一些項目的合規性均存在問題，遭到入駐機構的大量舉報。“一些低效平臺擠占公共資源，甚至損害行業公信力，不管是對行業發展還是公司的戰略定位，退出都是好事。”一位資深公益專家告訴記者。

新規對平臺退出機制做出重大調整，進一步明晰主動終止與強制取消指定兩類路徑。其中，作為“強制退出”的情況，指定后“不作為”的時間從30日放寬至60日。

“在合規這個底線之上，監管部門要對平臺多一些寬容，畢竟互聯網籌款是新事物，要給行業學習、試錯的時間，允許犯錯，以善促善，不要急于讓其退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創始院長王振耀表示，《辦法》顯然考慮到了這些，讓主動退出有程序、被動退出有依據、善后處置有要求、數據責任可追溯。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辦法》落地之后，合規成本提升、盈利模式清零、責任邊界加重、優勝劣汰加速的趨勢，將推動行業徹底告別粗放增長，走向規范化、專業化、集約化發展。

一位不具名專家告訴《中國慈善家》，新規對平臺最直接的沖擊是合規成本大幅上升。新規對注冊資本、網絡安全、信息審核、數據留存、投訴處置等提出硬性要求，平臺必須投入專項資源完善技術系統、組建專職風控團隊、升級安全防護等級、建立全流程管理制度。

“對于原本投入不足、輕裝上陣的中小平臺而言，合規成本遠超其運營能力，維持指定資質的門檻顯著提高，部分尾部平臺已無力承擔整改成本。”這位專家說。

另外，新規明確禁止收費、禁止商業廣告、禁止商業導流，徹底切斷平臺依托公益服務獲取收益的渠道。此前，部分平臺通過收取技術服務費、頁面廣告費、商業跳轉分成等方式實現變現，如今這些路徑被全面封堵，平臺必須完全依靠母體資源投入維持運營，不再具備獨立盈利可能。

在責任方面，平臺從“信息發布”轉向“全流程把關”。過去平臺多定位為信息展示渠道，審核寬松、責任較輕。新規要求平臺承擔資質核驗、內容審核、信息監管、投訴處置、數據安全等全鏈條責任，一旦出現虛假募捐、違規宣傳、信息泄露等問題，平臺將承擔相應法律責任，面臨整改、暫停服務、取消指定乃至行政處罰等嚴厲懲戒。

“新規并非限制平臺發展，而是淘汰劣質、規范行業、優化存量，推動行業從數量增長轉向質量提升。但短期之內，合規壓力、責任壓力、轉型壓力疊加，29家平臺正經歷一場觸及根本的行業陣痛。”前述專家說。

目前，中銀公益、融e購公益等平臺已實質下線，還有幾家平臺籌款近乎停滯，主動申請放棄指定資格或被強制退出成為大概率事件。與此同時，頭部平臺憑借資金、技術、團隊優勢，快速完成合規改造，進一步搶占市場份額，行業集中度持續提升，形成“強者更強、弱者出局”的格局。

面對新規帶來的系統性變革，29家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如何調整定位、補齊短板、合規運營，成為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新規的核心是加強管理，讓互聯網公開募捐從粗放增長轉向規范發展。”王振耀表示，中國慈善治理與西方市場主導模式不同，更強調政府引導與社會參與的平衡，既要避免一放就亂，也要防止一收就死。平臺必須徹底轉變理念，從“流量思維”轉向“服務思維”，從“商業導向”轉向“公益導向”，把保障捐贈人權益、服務慈善組織、推動慈善公開透明作為核心使命。

王振耀直言，平臺發展由兩個主要因素決定，一是是否具備有效的激勵機制；二是能否開發出打動人心的優質項目。他以騰訊公益為例，持續多年的配捐機制形成強大社會動員，數億、幾十億的配捐投入激發全民參與，成為全球互聯網公益的標志性實踐，這正是借鑒了西方成熟的公益激勵經驗，契合大眾行善心理。而百度等平臺退出，本質是戰略定位與賽道不匹配，缺乏持續投入的動力與專業化運營能力，最終只能主動收縮。

騰訊公益平臺。

“我國沒有西方宗教傳統下的常態化捐贈習慣，公眾捐贈更多源于情感觸動與正向激勵。”王振耀指出，平臺要做好公益，要么有配捐等激勵機制撬動參與，要么有優質項目直擊人心。一些平臺既無資源投入激勵，也無能力開發項目，僅作為品牌點綴存在，長期低質運行、占用公共資源，在新規之下必然面臨淘汰。

面對新規壓力與行業痛點，王振耀建議，平臺應當盡快達成共識，成立自律聯盟或行業公約機制，“像個人求助領域那樣，實現自我管理、協同治理，這是破解當前困境、平衡監管與發展的最佳路徑。”

以水滴籌、輕松籌等個人求助平臺的治理實踐為例，過去個人求助曾面臨虛假信息、合規爭議、公眾質疑等諸多問題，行業一度陷入負面輿論漩渦。但幾家頭部平臺主動聯合，制定自律公約、統一服務標準、規范審核流程、加強信息公開，持續與民政部門溝通對接、反饋訴求，逐步形成全社會認可的規范體系，最終實現年籌款超80億元、覆蓋全國的良性發展，成為社會治理的典型范例。

王振耀認為，互聯網公開募捐平臺同樣如此，29家機構身處行業一線，最了解運營痛點、技術難點、監管堵點，遠比監管部門更懂平臺實際運行邏輯。如果各自為政、分散應對，不僅會增加合規成本，還容易出現標準不一、執行偏差的困境。

他建議，平臺之間應盡快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定期討論審核標準、數據留存、投訴處置、項目管理等共性問題，形成統一的行業規范與操作指引，主動向民政部門報備、溝通，既傳遞行業合理訴求，也接受監管指導。這種自律機制不是對抗監管，而是搭建政府與平臺之間的緩沖帶、協調器，讓政策落地更貼合實際，讓平臺運營更有方向，避免簡單化、“一刀切” 執行帶來的負面影響。

作者：溫如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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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編輯：張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