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文

想知道陳行甲的年薪并不難，登錄恒暉公益基金會的網站便可查詢。其2024年年報顯示，陳行甲從基金會獲得的稅前總收入為73萬元，這個數字經過了理事會決議，當然也“遠超過了他從政時的收入”。就整個基金會來說，其管理費用占比為8.7%，低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規定的10%紅線。

陳行甲的收入當然是合法的。那合不合情理？是不是偏高了？在不同收入階層的網友看來，當然會各有評價。

其實，陳行甲曾在很多場合公開袒露過心跡。他認為，現代公益不是簡單的施與，而是一項需要復合型專業能力的社會工程。要吸引頂尖人才進入這個領域，離不開與其價值相匹配的薪酬體系。

根據其2024年年報，恒暉公益基金會有專職人員12人，這12人的學歷狀況是碩士學歷5人，本科學歷7人，平均年薪為32.7548萬元。

這樣的收入水平，在一線城市深圳也算體面。正如陳行甲所說的，問題的核心并非公益人該不該拿工資，而在于薪酬制度是否公允、透明、經得起追問，要求公益人“用愛發電”是一種不公的“道德綁架”。

現代公益正逐步成長為一個需要專業能力、系統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專門領域，涵蓋大病救治、兒童救助、養老事業、對殘障人士的服務等。人們常用“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來形容其核心價值，授漁比之于授魚，顯然是聚焦于“長期能力建設”的復雜工作，傳授者首先要懂漁，還要有意愿去教授“漁的方法”。

該如何理解這種專業性和復雜性，多年前曹德旺先生的一次善款捐贈頗有啟示。

2011年，中國西南地區遭受罕見的旱災，曹德旺、曹暉父子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向云南、貴州等五省區貧困家庭捐贈2億元。區別于一般的捐贈行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執行條件：他要求半年內將善款發放至近10萬農戶手中，且必須是經過精準識別的受災、貧困農戶，差錯率不超過1%，管理費不超過善款總額的3%，并設立30倍賠償的違約責任條款。

那一次，曹德旺開創了公益慈善問責的先河，也對公眾做了一次普及：公益慈善即便僅僅是“給錢”，要給到真正需要的人，也需要專業團隊來實現，并付出一定成本。而曹德旺先生的精明就在于，他提前測算了執行的成本：包括公益機構的行政辦公費、員工工資、執行費用和精準識別受助對象所需的調查成本。

最終，這筆2億元的捐贈得到了較好地執行，曹先生也在公益慈善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由此可見，公益組織“會花錢”，本身就是一種專業能力。從恒暉公益基金會的實施項目來看，除了探索因病致貧解決方案的“聯愛工程”，還有為欠發達地區兒童組織夏令營的“讀書去看山外面的海”項目，關注兒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的“知更鳥”項目，為新冠肺炎疫情中犧牲的醫務工作者、公安干警等子女提供教育成長關懷的“傳薪計劃”。

這些項目要實現其公益目標，需要較高的資源統籌能力和執行力，絕不是臨時招募的志愿者所能承擔，需要匹配專門的公益人予以長期跟進。

其實，陳行甲選擇公開并加以宣示，就意味著會進入公眾視野、接受拷問，而他也等到了這樣的拷問?；蛟S，只有經歷了這些，“羞于談錢”的公益文化土壤，公益人要“甘于奉獻”的觀念水位，才會因此而發生變化。當社會依然普遍將公益與“奉獻”緊密聯系時，公益從業者的形象理應得到一次重塑：公益人選擇做公益，是出于使命感，并不意味著必須過清貧的生活。

最新的消息，陳行甲有了新的選擇，在爭議的風口中，他宣布將交棒給年輕人，不再領取基金會的收入，并和俞敏洪達成了一項合作：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聘請陳行甲為新東方教育、東方甄選、新東方文旅的總顧問，年薪150萬元人民幣。同時，俞敏洪會加入恒暉公益基金會，每年捐贈不少于100萬元人民幣的善款。

這是一個很意外的轉向。不過我們能確認的是，陳先生和俞先生的合作似早有端倪，他們對中國的社會觀念和商業土壤，均有著較為深切的認知。這或許是解決“陳行甲收入問題”的一個很有創意的好辦法，也充分體現了企業家處理問題的智慧。

（作者 宋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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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馥李

城市版主編 城市與政府事務研究院院長 專注地方時政和區域經濟，以中觀視角觀察中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