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自從特朗普上臺后，七國集團之間的氛圍越來越不對勁，今年在法國的領導人峰會還沒召開，聯合公報就陷入了難產。馬克龍那邊已經提前打了預防針說——為了不暴露美國與其他成員之間的分歧，這屆峰會大概率會放棄發表聯合公報。
此情此景就讓人不得不提，去年在加拿大，同樣是因為美國固執己見，才導致G7聯合公報流產。
不過即便都這個樣子了，G7今年仍沒忘記借題發揮，在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和“全球經濟失衡”等議題上沖著中國就是一頓抱怨，這種“奈何不了特朗普，卻對中國重拳出擊”的畸形心態，不僅暴露了G7內部日益加深的精神內耗，更意味著這個西方主導的多邊平臺，正在走向結構性衰敗，不得不靠炒作涉華議題，勉強拼湊共識。
G7峰會聯合公報兩度流產，原因出奇的一致，就是因為美國的態度很頑固，去年特朗普政府在經貿問題上沒有任何對盟友“手下留情”的打算，今年則很有可能是因為各方在中東局勢上立場差異巨大。不知道明年G7峰會是否會出現新狀況，讓聯合公報再度流產。
既然G7其他成員無法說服美國回心轉意，又不敢在公報中公然譴責美國，更不愿看到特朗普再次像去年那樣在峰會最后關頭拂袖而去，雖然那次事出有因，但觀感實在欠妥，那么“不發公報”就成了唯一選擇。
面對美國造成的G7內部撕裂，其他成員國集體失語，卻在炒作涉華議題時格外不遺余力。從G7近期高層外交的動向來看，議題聚焦所謂的“確保關鍵礦產供應鏈安全”，并強調要“減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同時，美國財長貝森特更是公開向歐洲盟友施壓，要求其制定更多機制阻止所謂“廉價中國產品涌入”，核心還是那套“產能過剩”的陳詞濫調。
這種現象完美地詮釋了什么叫“功能性轉移”。當一個組織失去了解決核心內部矛盾的能力時，尋找一個外部的“假想敵”進行集體聲討，先射箭后畫靶，就成了維持自身凝聚力的唯一途徑。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G7財長會以及即將舉行的領導人峰會釋放的對華信號，不難發現其關鍵詞無外乎“供應鏈安全”“去風險”“經濟失衡”等等，各方發表的話術，都充斥著防御性、排他性的對抗思維。
坦率地說，這些高調的指責和對華施壓，本質上不是因為中國做錯了什么，而是因為西方國家自身在面對產業轉型和全球化新格局時，陷入了深深的制度性焦慮。
發牢騷并不能填補產業鴻溝。順帶一提，法國正考慮在峰會前召開一次線上會議，邀請中國代表參加討論，這一細節生動地暴露了G7的糾結。
一方面，他們極力想在政治和地緣層面上削弱中國的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在現實的經濟規律面前，他們又深知沒有中國的參與，任何關于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供應鏈的穩定以及氣候變化的治理都不過是紙上談兵。
為什么G7其他成員敢于對中國高調示強，卻在美國面前唾面自干？根源在于，從加拿大到日本再到那幾個歐洲股價，對美國都存在非對稱性的依附關系。別看法國也是安理會五常之一，但同樣受到北約框架的限制。
當美國暗示“減少安全保護”或“撤出駐軍”作為籌碼來要挾貿易讓步時，西方的政治精英就失去了討價還價的底氣。在他們看來，得罪中國大不了損失一部分市場和預期利潤，而徹底激怒美國則可能動搖其安全根基。這種底線思維的差異，決定了他們面對中美時截然不同的姿態。
而且G7長期以來自我標榜為“基于共同價值觀的同盟”。這套在冷戰時期無往不利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如今反而讓美國的盟友作繭自縛。特朗普已經高調揚棄這類論調，其他人一時半會還沒轉過彎來，自然會錯判美國的想法。
連續兩年聯合公報的難產，標志著美國單邊主義的“大獲全勝”，至少在特朗普任期這4年，每一屆G7峰會，對其他成員國來說都是“煎熬”。
回過頭來看，G7其他國家為了迎合美國的戰略需求，要么是嘗試過，要么正在與中國這個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聯系，到頭來得罪了中國，也談不上有多么討好美國，可謂是得不償失。
別看在這半年時間里，G7國家領導人中，除了日本以外，都先后訪問過中國，但長期來看，他們對中國的偏見并不會因為一次訪問有所改善，充其量只是意識到，得罪中國并不明智，執意推動“去中國化”，短期內不僅無法建立起高效、低成本的替代體系，反而會極大地抬高本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降低其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
牢騷和抱怨發得再多，也無法讓G7走出困境。如果他們無法正視中國，放不下無謂的傲慢與偏見，以平等的姿態與中國共謀發展，那就始終在死胡同里打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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