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越

來源：《光明日報》（2024年7月11日 第11版）

《（新編）中國通史綱要》

2020年底，《（新編）中國通史》纂修工程正式啟動，2024年1月，作為《（新編）中國通史》纂修工程重要階段性成果，《（新編）中國通史綱要》上下冊完成出版。《（新編）中國通史綱要》（下文簡稱“綱要”）既是編纂中的《（新編）中國通史》的前期成果，也是一部獨立成書的簡明中國通史著作。本文試從幾個學術角度對“綱要”進行簡要評述。

編纂中國通史的時代意義

被司馬遷賦予“通古今之變”史學旨趣的通史撰述，是中國史學延續數千年的優良撰史傳統。《資治通鑒》“三通”《史通》《文史通義》、鄭樵申論的“會通之義大矣哉”、王夫之闡述的“通古今而言之”等，都從撰史實踐和史學觀念上不斷豐富、強化著中國史學“通史”精神的內涵。自20世紀初梁啟超倡議中國“新史學”以來，近代中國史學學習、借鑒西方史學的“趨新”之勢，導致傳統史學在許多方面發生很大變化，如在史觀上從經學主導的舊史觀變為以進化史觀或唯物史觀為核心，在史書體例上從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變為以章節體為主，在文體上從文言文變為白話文，然而，通史意識及編撰中國通史的努力卻并未因新舊史學轉換而缺失，集貫通古今、宏大敘事、理論闡釋、現實訴求等要素于一身的通史撰述，在近現代中國史學語境中反而備受關注。

事實上，梁啟超當年倡導“新史學”的起因，就是因為要編寫一部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對夏曾佑、呂思勉、鄧之誠、張蔭麟、錢穆等史家的中國通史撰述都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20世紀40年代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等，五六十年代翦伯贊的《中國史綱要》、郭沫若的《中國史稿》等，90年代白壽彝的《中國通史》，不僅被視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現實作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更加重視具體研究、專題研究、微觀研究，史學研究“碎片化”現象隨之日漸突出，此前用唯物史觀社會形態理論解釋中國歷史得出的若干重要歷史理論認識不斷受到質疑，二十多年來由主流史學界撰寫的有影響的中國通史撰述基本沒有出現，倒是域外學者撰寫的一些多卷本中國史通史類著作相繼被引進、翻譯出版，其中所反映出的中國觀，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對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主線等重大問題的各種解讀，引發了不少混亂認識，國內史學研究“碎片化”現象不僅難以應對外來中國史理論建構的沖擊，而且在掌握歷史話語權方面表現出了明顯缺失。這些現象與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重要時期的當代中國的時代要求并不相符。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需要貫通古今的歷史撰述作為其學術依托和呈現載體；對歷史的現實訴求與時代關懷，需要對整體歷史發展過程概括和總結出一般性認識；貫徹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闡釋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離不開通史格局和通識意識；基于國家民族立場解答與回應中國歷史上的重大問題，亦需扎實的實證研究、充分的理論支撐和長時段的開闊視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時期，亟待推出集大成的中國通史之作。

“綱要”在中國史學界二十多年來積累的研究成果和理論、方法、材料等各方面開拓創新收獲的基礎上，詳略得當地敘述從遠古文明起源到當下新時代的中國歷史發展，力圖展現國家層面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古代、近代和現當代歷史的基本立場和觀點，闡明“大一統”觀念、多元一體格局中的民族關系、王朝更迭、制度演變、國家政權性質、近代民族復興等宏觀或中觀問題。“綱要”在歷史解釋、理論闡發、歷史分期等方面表現出了具有時代高度的主體意識和敘事特點，努力踐行了既有“通史”之名又有“通史”之實的學術追求，契合了建構中國特色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要求。

創新性運用社會形態理論認識中國古代社會性質

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闡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一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中的核心問題。改革開放后，一些學者在中國古史分期、社會性質等問題的討論和研究中更強調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同時，“五種生產方式”說中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等問題也相繼受到質疑。“綱要”如何面對和處理這些問題，應該是讀者非常關注的。書中“總序”指出，“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是該書的“核心指導思想”，但該書各章并未像以往馬克思主義史學中國通史撰述那樣，以某種社會形態冠名章題，而是以不同朝代或政權先后，分時代依次分章命題，不同時代的社會形態特點則結合正文中的史實進行論述，并且，在每章的“章首語”中都會闡明該章所述時期的社會形態和社會性質。如第一章“史前時代”，該章“章首語”謂之“原始氏族社會”；第二章“夏商時期”，謂之“奴隸制社會”，也是“中國國家形成的初期階段”；第三章“西周、春秋和戰國”，“章首語”謂之“宗法封建制”；從第四章“秦漢統一”開始，直到鴉片戰爭前，分別是“地主封建制”的早期發展、成熟與變革、鼎盛和衰落階段；1840-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外，書后“附錄”“大事編年”則以“文明起源與奴隸制國家形成”“宗法封建時代”“地主封建制的早期發展”“地主封建制的成熟與變革”“早期近代化與封建制鼎盛而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反帝反封建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與社會主義建設”等標題為綱，編年分述中國歷史大事，進一步明確社會形態理論視域中的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性質。

商鞅方升

如此謀篇布局，可以看到著者的深刻用意：第一，歷史解釋的對象、基礎、依據是歷史事實，《（新編）中國通史綱要》以歷代王朝政權形式為全書“總目錄”，以各時代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大事構成全書章節框架，在敘述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過程中融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的歷史解釋，而不是用史實服務于理論去“強制闡釋”。這樣做的效果是，不至于因論證理論而忽視史實（如曾經因過分突出“社會形態”“生產方式”而弱化“王朝體系”），也不至于因照顧理論框架而分裂史實框架（如以往因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理論而在歷史敘事中將清朝“一分為二”），從而在中國通史的歷史敘事中更有針對性地、更靈活地、實事求是地貫徹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與中國歷史相結合的撰史宗旨，力圖避免曾經存在的教條化、公式化的不足。

第二，該書在運用社會形態理論作為指導思想闡述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更重視中國歷史的“特殊性”，更重視吸收近些年來中國史家以社會形態理論為基礎而構建的更具“中國化”的古史分期新說。中國古代社會有無奴隸制的問題長期存在爭議，“綱要”基于“奴隸社會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在剝削制度基礎上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理論認識，將夏商時期確定為“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社會”，但是強調“與古希臘、羅馬等的古典奴隸制不同，夏商奴隸制主要體現為世襲君主制下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奴隸制”。如何理解奴隸制，怎樣確定中國古代的“奴隸社會”，該書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值得重視。封建社會始于何時，是中國古史分期的焦點問題。“綱要”認為中國的封建社會始于西周即采用了“西周封建制”，值得關注的是，“綱要”把中國的封建社會分為西周、春秋戰國時期的“宗法封建制”和秦漢統一之后的“地主封建制”。“西周封建制”是范文瀾等馬克思主義史家長期堅持的一種古史分期觀，而“宗法封建制”“地主封建制”則綜合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對古史分期理論的新觀點而成，這些觀點更重視中國古代社會形態的特殊性，把這些觀點運用于中國通史撰述中，是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認識中國古代歷史的創新之舉。此外，曾經在社會形態理論語境中有過廣泛討論和深入研究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其所收獲的扎實的研究成果，在“綱要”中均有體現。如“綱要”對秦漢時期“確立了地主土地所有制”、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土地所有制日益發展，等級土地所有制不斷推廣”、隋至唐前期“土地國有制較為發達”等問題的論述；再如對兩宋“市鎮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明清時期“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以至“出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等現象的闡發，都反映出數十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兼具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在通史中立體展現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

以今天的認識高度闡述、論證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發展過程，是中國通史撰述的核心內容之一。“綱要”重在闡明中國民族史的主流認識，吸收民族關系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梳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力求在中國通史的宏大敘事中立體展現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

以古代史為例，如秦漢時期“建立起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共同發展的國家，從此，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旋律，各個民族逐步交融，疆域不斷開拓，形成今天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命運共同體”；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和人口流動促進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漢化仍成為民族交融的主流”；隋唐五代“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重要時期”；遼、夏、金時期“既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時期，也是南北政權相互對峙的時期”；清朝統治者“繼承中原王朝治國理念，選擇以正統儒學為政權指導思想”，“有效維護并鞏固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綱要”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闡述，傳遞了中國民族史觀之正聲，具有在民族史問題上正本清源的作用，也是對一段時期以來國內外學界出現的關于中國民族史問題的各種錯誤觀點、混亂認識的回應。

西漢“滇王之印

考古學研究與中國通史撰述有機結合

史前時期因傳世文獻記載中多有神話傳說而不盡可信，考古學的迅速發展，適時填補了這個空缺。率先嘗試由考古學家用考古學研究成果書寫中國通史中的史前時代，是白壽彝主編的《中國通史》第二卷“遠古時代”（1994年初版），該卷由考古學家蘇秉琦、嚴文明、張忠培主編并撰寫。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學研究極受重視，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許多地區都開展了大規模遺址發掘，不僅在發掘規模和研究水平上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而且基本廓清了主要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序列、發展譜系，并對此做出了初步的理論歸納。由考古學家在中國通史中撰寫中國史前史已經具備了基本條件，“遠古時代”卷的問世，不僅在以往中國通史撰述中開創了先例，而且在考古學研究中也是一項創舉。自那以后，中國考古學取得了更為突出的研究成就，特別是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項目的實施，經過以考古學為中心的多學科交叉研究為研究手段、以探索中華文明源頭及早期國家形成為主要研究目標的不懈努力，中國史前史展現出了更清晰的多元輪廓，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認知有了更充分的考古學依據。“綱要”中的“史前時代”同樣是以考古學研究成果構成了史前史敘事主體內容，又一次踐行了在中國通史撰述中闡述中國遠古歷史的考古學話語。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

盡管白壽彝的多卷本《中國通史》中“遠古歷史”部分是以一卷成書，“綱要”中的“史前時代”在其書中是以單篇成章，兩書體例不同，在篇幅上也不成比例，但仍可對二者稍作對比。前者主要敘述了黃河、長江流域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銅石并用時代，每個時代按不同階段詳述，再按方位逐一述及周邊地區；后者從中國人的起源到農耕社會的形成、從早期國家的形成到王朝的誕生為闡述主題，中華文明起源時期的階段性特征更加明顯。前者重點介紹了以“半坡類型”為主的仰韶時代前期、仰韶晚期、龍山時代以及“周邊地區的遠古文化”，特點是從考古學文化入手，清理史前史的發展脈絡；后者則基于幾十年來的最新考古學研究成果，從考古學文化中概括出早期農耕文明中的多元文化傳統、“滿天星斗”的區域性“古國”政體或“早期國家”的“最初的中國”形態，使追尋統一多民族中國歷史雛形的學術目標更加明確。此外，從“綱要”“史前部分”的歷史表述中可以發現，考古學話語與歷史學話語的兼容性明顯加強，考古學成果構建的中國史前文明圖景更成熟地融入中國通史撰述中。通過比較二書內容，明確可見其成書間隔20年間考古學構建中國遠古文明歷史體系的諸多收獲，而考古學研究成果融入中國通史撰述中的適應度也得以明顯提升。

“綱要”所表現出的創新特點遠不止這些，如力圖以中國通史撰述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現實取向，考察近代以來經過艱苦奮斗終使中華民族步入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曲折過程，論證近代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主導了歷史前進的方向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性，在闡述中國歷史各階段發展時同步關照世界史的比較、互鑒意識等，都與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知識體系和話語體系有直接關系，體現了當代中國史學研究的主流問題意識和研究方向。

作者張越，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