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日本自民黨日前就修改《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安保文件形成提議草案。從表面上看，這份草案只是一次例行的戰略修訂討論：增加防衛能力、提升自衛隊待遇、利用人工智能和無人裝備緩解兵員不足問題。但是，細讀其中內容，卻不難發現，日本安全政策正在經歷新一輪值得警惕的轉向，而這種轉向的背后，是一種越來越明顯的“軍事國家化”沖動。

當然，最引人注目的，并非文件已經寫進去什么，而是文件沒有寫進去什么。

例如，圍繞搭載遠程導彈的潛艇建設問題，自民黨草案沒有明確提出發展核動力潛艇。但自民黨相關人士又公開表示“不排除核動力”，未來將在政府內部繼續討論。這種表態耐人尋味。

在政治語言中，“暫不寫入”與“明確否定”完全是兩回事。前者往往意味著保留空間，后者才是真正劃出紅線。如今，日本政壇關于核潛艇的討論已經從過去的邊緣聲音逐漸進入主流政策圈層。無論是日本維新會部分議員，還是自民黨安保系統內部人士，都在不斷釋放“應當認真研究核潛艇”的信號。

這說明，日本安全戰略的思維邊界正在被不斷向外推移。二戰結束后的日本長期堅持“專守防衛”，其武裝力量在名義上僅限于防御用途。然而近十年來，日本安保政策的變化軌跡卻十分清晰：從集體自衛權解禁，到擁有反擊能力；從強化兩棲作戰力量，到不斷擴大西南諸島軍事部署；從采購“戰斧”巡航導彈，到討論遠程打擊體系；如今又開始觸及核動力潛艇議題。

每一步變化都被包裝成“必要調整”，但把這些變化連成一條線，就會發現其本質已經不是簡單的防御能力升級，而是在逐步突破戰后和平憲法所形成的安全框架。

此次草案中的另一個值得關注之處，是防衛費問題。雖然草案沒有提出具體數字目標，但卻專門列舉韓國提出防衛費達到GDP的3.5%、北約成員國提高軍費開支、澳大利亞提出3%的案例，并要求展現“本國防衛的國家意志”。

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政治鋪墊。因為日本軍費已經連續多年高速增長。按照目前規劃，日本將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把防衛預算提高到GDP的2%左右。如今自民黨又開始引用韓國、北約和澳大利亞的數據進行比較，其潛臺詞十分明顯——2%并非終點。也就是說，日本軍費擴張正在從“階段性目標”向“長期增長機制”演變。

這種趨勢尤其值得亞洲鄰國高度關注。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軍事力量的發展往往具有慣性。裝備增加之后需要維護，維護之后需要更新，更新之后又需要擴編配套力量。軍備建設一旦啟動，很難自動停止。今天討論的是遠程導彈，明天討論的可能就是核動力潛艇；今天討論的是反擊能力，明天討論的可能就是更廣泛的海外軍事行動能力。

更值得玩味的是，日本此次草案把兵員不足問題擺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根據估算，未來二十年，日本適齡征募人口將減少約三成。面對這一現實，自民黨沒有從根本上思考軍事擴張與人口結構之間的矛盾，而是提出利用AI、無人裝備以及重新調整戰力結構。

這實際上反映出一個深刻變化。過去，軍事力量規模往往受制于人口數量；而在人工智能和無人化時代，一個人口持續萎縮的國家依然可能維持甚至增強軍事能力。

近年來，日本大力發展無人機、無人艦艇、無人潛航器以及人工智能輔助作戰系統，正是這一思路的具體體現。所謂“無人化”，表面上是解決征兵困難，實際上則是在為未來軍事能力擴張尋找新的技術支撐。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安保戰略已經開始出現“AI軍事化”的鮮明特征。

如果把核潛艇討論、軍費擴張、遠程打擊能力建設以及AI無人化作戰體系放在一起觀察，就能夠發現一個共同邏輯：日本正在努力擺脫人口下降和經濟增長放緩對軍事發展的約束，希望通過技術優勢和制度調整繼續維持甚至擴大軍事影響力。

東亞地區的和平穩定，依賴的是相互信任、危機管控和合作機制，而不是不斷升級的軍備競賽。日本如果把國家安全建立在軍費增長、遠程打擊能力擴張以及潛在核動力潛艇建設基礎之上，只會進一步刺激地區戰略猜疑，推動安全困境不斷加深。

戰后八十余年的歷史已經證明，日本能夠贏得國際社會信任的重要原因，并不是軍事力量有多強。如今，自民黨新版安保文件所透露出的種種信號，卻顯示出日本正在逐漸偏離這一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