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模型與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加速普及，“一個人+AI”的新型創業形態正在中國主要城市加速涌現，并被納入地方政府的正式制度框架。這一被稱為“超級個體經濟”的新經濟現象，正成為各地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人工智能+”行動落地、拓展高質量充分就業空間的重要抓手。

2026年4月，由浙江大學計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天津濱海）新一代信息技術研究院、上海財經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人工智能專委會、浙江省新質生產力發展研究會、盤古智庫AIGC研究中心、咪咕數字傳媒有限公司、北京計算機學會AI專委會、溫州市人工智能學院、OPCxChina研究院等十一家機構聯合編制的第二期《2026中國OPC創業城市發展指數及排行榜》Q2季報正式發布，對全國30余個重點城市進行量化評估，形成涵蓋20城的OPC創業城市發展指數（OCI）排名與深度分析。

所謂OPC（One-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是以“單人+AI”為核心創新單元的新型創業形態。依托大模型、智能工具與數字基礎設施，個人或微型團隊即可完成過去需要數十人協作的產品研發、內容創作與商業運營。

報告專家組成員、北京大學研究員張有魚指出：“如果說一季度是‘一人公司’作為孤勇者的覺醒，那么二季度則見證了超級個體在城市政策與AI基建托舉下逐步‘蔚然成林’。OPC不只是一種創業形態的更新，更是人工智能從大企業的‘專屬工具’走向廣大勞動者的‘生產力杠桿’的重要標志。”

01. 20城OPC生態梯隊浮現：長三角集聚效應顯著

本期報告將評估城市池從首期的10城擴容至20城，通過政策先行度、空間載體度、目標雄心度、創新特色度、生態活躍度五項一級指標搭建OCI指數模型，對各地OPC生態進行量化評估（滿分為100分）。其中，政策先行度權重最高（25%），反映出當前階段制度供給對OPC生態建設的核心支撐作用。

圖1：OCI指數模型五維權重分布

報告主編、浙江大學計算機學院博士生馬千里介紹，本期報告在方法論上實現了重要升級——評價模型從專家經驗賦分轉向“客觀數據50%+輿情與平臺數據30%+專家評議20%”的三源融合機制，并首次引入環比變化基準。“我們希望讓榜單不只反映城市‘說了什么’，更能反映城市‘做了什么’、創業者‘來了沒有’、生態‘活躍不活躍’。”

本期OCI總榜單顯示，20城呈現明顯的三級梯隊分布：

第一梯隊（OCI≥85）——領潮者：上海（92.80）、蘇州（91.30）、深圳（89.50）、杭州（87.30）、北京（85.20）。五城在政策密度、算力基礎設施與資本關注度上顯著領先，構成中國超級個體經濟的核心引擎。

第二梯隊（75≤OCI<85）——尖兵隊：溫州（82.80）、成都（82.80）、南京（82.70）、無錫（77.50）、廣州（76.50）、合肥（75.45）。六城依托各自產業稟賦，正快速建立特色OPC生態。

第三梯隊（60≤OCI<75）——布局者：長沙（74.75）、武漢（73.30）、福州（73.10）、廈門（72.00）、寧波（71.30）、青島（69.70）、重慶（68.30）、西安（67.80）、天津（66.20）。九城已出臺相關政策或開始探索特定場景下的應用，是未來榜單格局的重要變量。

圖2：2026 Q2中國OPC創業城市Top 20梯隊分布圖

從環比變化看，杭州以+13.30分的躍升成為本期增速領先者，廣州（+5.50）、上海（+5.05）、深圳（+5.00）緊隨其后；溫州憑借民營經濟底盤與生態活躍度的激活，獲得+2.30分的穩健上揚，穩居第二梯隊領頭位置。

圖3：Q1→Q2 OCI得分環比變化

從地理分布看，長三角區域集聚效應最為顯著，在Top 20中占據7席（上海、蘇州、杭州、溫州、南京、無錫、寧波），區域平均OCI得分領跑全國。值得關注的是，閩三角雙城（福州、廈門）同時入榜，展現出海峽西岸經濟區在OPC生態建設中的新興力量；成渝地區（成都、重慶）和中部省會（武漢、長沙）也表現出較強的后發動力。

圖4：2026 Q2 OCI總榜單（Top 20）

02. 從“泛”到“專”：制度供給為超級個體提供穩定預期

Q2季報最顯著的趨勢之一，是各城市對OPC的政策供給正從泛泛鼓勵AI創業，轉向出臺針對性強的專項制度。報告識別出三個層面的制度演進。

第一，專項政策密集出臺，地方先行先試加速。

上海作為本期登頂城市，其領跑邏輯在于從空間集聚邁向服務標準輸出與多區產業場景聯動。臨港集團牽頭發布全國首部《超級個體（OPC）創業服務認證要求》，覆蓋入駐評估、AI算力支持、創業輔導、金融對接、辦公配套、生活保障等12大服務模塊，率先將OPC從園區招商推向可認證、可復制的服務體系；首發載體零界魔方5個月內吸引150家企業、500余名創業者入駐，實現100%滿租；徐匯創智共生社區簽約超100家AI相關企業，并設立20億元青年創業基金；張江、陸家嘴數智港、靜安“視聽靜界·π空間”等載體形成多區分工格局，分別承接硬科技、金融科技與數字內容場景。

杭州市市場監管局發布《支持一人公司OPC創新創業發展的若干舉措》，圍繞注冊登記、知識產權保護、信用賦能、執法監管等維度推出12項制度支持，為OPC提供從注冊到運營的全鏈條保障。溫州出臺《關于加快打造人工智能OPC創業高地的若干舉措》，以市級層面17項舉措系統推動OPC與本地制造業、企業服務體系深度融合。深圳出臺《打造人工智能OPC創業生態引領地行動計劃（2026—2027年）》，提出到2027年底建成超10家萬平方米級OPC社區、培育超千家高成長性AI創業企業、集聚超萬名創新創業人才。北京經開區提出到2027年底聚集超級個體及獨立開發者10000名、推動100個垂類模型場景應用。

第二，標準化建設起步，可復制的服務體系初具雛形。

上海推出的全國首部OPC創業服務認證要求，為各地OPC服務體系的規范化建設提供了重要參照，意味著OPC從一個“概念”，正式具備了“可認證、可復制、可輸出”的標準化服務基礎。

第三，跨區域協同初現，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邁出新步伐。

浙江省成立OPC創新生態服務聯合體，上海推動認證標準輸出，跨區域的聯盟與標準互認正在打破城市物理邊界，推動OPC生態從“單城作戰”走向“區域協同”，與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方向高度契合。

上述變化表明，OPC已不再是一個停留在概念層面的創業敘事，而正在被納入地方政府的正式制度框架。對“一人公司”法律與政策地位的逐步明確，將為個體創業者提供更為穩定的制度預期。

03. 從“給空間”到“給能力”：OPC經濟落地的三重新型基礎設施

報告揭示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吸引OPC創業者的核心競爭力正從傳統的“免租金”升級為算力、數據與應用場景的系統性供給。

在物理空間層面，OPC社區建設正成為各城市的核心抓手。蘇州吳江區首批推出20余個OPC專業社區、總面積超120萬平方米，同步開放20個領域300余個AI應用場景；深圳市級行動計劃提出到2027年底建成全市OPC社區面積超50萬平方米；上海臨港“零界魔方”5個月內實現100%滿租；成都擬依托天府新區、高新區等先行布局10家以上高水平OPC社區。報告首次發布的“OPC標桿園區/社區Top 10”子榜單，覆蓋了從上海臨港零界魔方到無錫鴻山田園理想村等多樣化的空間形態，為創業者提供具體的擇業參考。

圖5：OPC標桿園區/社區Top 10

在算力與數據層面，免費或補貼性的API調用、企業級數據庫訪問、算力券等正成為吸引OPC創業者的核心要素。蘇州推出20億元AI直投基金、100億元“吳優貸”與10億元產業發展基金池，配合企查查企業數據庫的開放，形成“載體—場景—基金”的完整支持鏈條。深圳將資金、算力、模型、語料和政務場景拆解為標準化的可申請工具包。成都創新推出“算力券+模型券”組合——算力券按購買費用60%補貼、每年最高500萬元，模型券按Token消耗實際費用30%補貼、最高100萬元，構建起力度可觀的技術要素支持框架。

在場景開放層面，溫州的做法尤為典型——將制造業非核心數字化業務打包為標準化“微訂單”，面向OPC群體揭榜承接，同時打造“AI行業翻譯官”隊伍對接企業場景與個體技術供給，配套市縣兩級OPC服務專窗、集群注冊和一日辦結機制。北京海淀依托高校院所發布OPC創業生態措施，校園行已覆蓋10余所高校；朝陽提出SICN（超級個體網絡），首批11個OPC社區同步亮相。

報告專家組成員、上海財經大學特聘教授胡延平評價指出：“算力、數據與場景的普惠化供給，正在重構創業的基礎設施。這一變化的深層意義，在于讓數字時代的生產工具真正下沉到每一個有創新意愿的勞動者手中。”

04. 產業稟賦決定發展路徑：OPC模式的區域差異化探索

報告通過對Top 20城市五維能力的雷達圖與熱力圖分析，揭示出一個關鍵規律：各城市的OPC發展路徑并非趨同，而是深度根植于本地產業稟賦，形成了多條差異化的進化路徑。

圖6：Top 20城市五維能力對比熱力圖

圖7：Top 10城市五維能力雷達圖

“AI+硬件”路徑以深圳為代表。依托電子供應鏈的長期積累、密集的軟件開發者社區和高活躍度的資本市場，深圳將OPC嵌入硬件供應鏈、AI模型和政務場景網絡，致力于構建具身智能與智能硬件領域的OPC樞紐。

“AI+文創”路徑以成都、北京為代表。成都通過算力券補貼和政策設計，推動網絡視聽、數字人制作等OPC項目落地；北京朝陽區將數字人基地升級為“OPC創新社區O-Hub”，切入內容生產、品牌營銷與專業服務場景。

“AI+民營制造”路徑以溫州為代表。憑借深厚的民營經濟底盤，溫州將OPC與本地制造業深度結合，在生態活躍度一項以94分與上海并列全國第一。報告指出，溫州的制造業場景拆解機制——將企業非核心數字化需求轉化為標準化“微訂單”——為制造業城市擁抱OPC經濟提供了可借鑒的范本。

“AI+科創”路徑以蘇州、北京海淀為代表。依托高校院所資源、產業園區基礎與早期資本網絡，重點培育科研型與技術驅動型OPC。

“AI+產教融合”路徑以南京為代表。江蘇首個OPC微種子基金（總規模2000萬元）落地南京，軟件谷推行“兩年免租+第三年減半”的產教融合模式，形成“個十百千萬”的早期培育格局。

此外，長沙、蘇州等地紛紛出臺針對大學生的免租與孵化政策。報告指出，隨著畢業季臨近，OPC正在成為緩解青年就業壓力的一個結構性出口——這一判斷對當前高質量充分就業形勢下的政策制定具有參考價值。

05. 健康發展仍需關注的若干問題

OPC經濟快速興起的同時，報告專家組也提示了若干需要關注的問題，呼應包容審慎監管的政策語境。

一是創業者權益保障有待完善。“一人公司”形態下，創業者的社保、稅收、勞動權益等議題仍處于探索階段，需要在制度層面進一步明確，避免出現保障真空。

二是城市政策同質化風險初顯。各地競相推出免租、補貼、券類工具，存在補貼依賴與政策同質化的潛在隱憂。報告建議，城市OPC政策應更多立足本地產業稟賦，避免簡單復制。

三是技術依賴性帶來的可持續問題。OPC對大模型、算力等基礎設施依賴度高，一旦底層成本結構發生變化，將對個體創業者形成沖擊，需要建立相應的風險緩沖機制。

四是創業生態需要長期培育。OPC的生命周期、成長性、與傳統企業的協作關系等，仍需在更長時間窗口內觀察驗證。報告專家組建議，應避免短期“造勢”，重在長期“養林”。

06. 從個體覺醒到蔚然成林：OPC經濟的社會意義與前瞻

OPC經濟的意義，不止于一種新型創業形態的興起。它折射出更深層的經濟社會變革：人工智能技術正從大企業的“專屬工具”走向廣大個體勞動者的“生產力杠桿”。

從就業結構看，OPC為高校畢業生、自由職業者、返鄉創業者等群體提供了一條低門檻、高靈活度的新型就業路徑。OPC所代表的“個體即團隊、創意即產品”的生產模式，正在開辟一個體量可觀的新就業空間，與高質量充分就業的政策方向形成有效呼應。溫州的“集群注冊+一日辦結”、杭州的“工位注冊”等制度創新，有效降低了個體創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從產業升級看，OPC經濟并非與傳統產業割裂，而是正在成為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毛細血管”。溫州將制造業場景拆解為微訂單面向OPC群體開放的實踐表明，OPC可以成為制造業企業低成本獲取數字化服務的有效途徑，也為個體技術人才進入傳統產業開辟了通道，與新質生產力培育的內在邏輯高度一致。

從區域發展看，OPC生態的梯隊分布與我國數字經濟版圖高度重合——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主要的產業策源地——但同時，OPC也為成都、長沙、武漢等中西部城市提供了差異化突破的可能。成都以數字文創為突破口、長沙以青年創業為切入口，均在探索適合自身稟賦的OPC發展路徑。

展望未來，報告提出幾個值得關注的前瞻判斷：

其一，城市的競爭已從單純的人才競爭升維至“生態定義權”的競爭——誰能為OPC創業者提供最低的試錯成本、最豐富的AI工具資源和最寬容的試錯環境，誰就能在這場個體崛起浪潮中占據優勢。

其二，算力與數據的普惠化供給將成為OPC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基礎設施，政府在其中的規劃引導作用不可替代，這與數字中國建設的戰略部署高度契合。

其三，標準化與跨區域協同將成為下一階段的重要方向——上海率先推出的服務認證標準，為全國OPC服務體系的規范化建設提供了重要參照。

OPC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國家戰略層面的引導與基層制度的創新呼應。從“人工智能+”行動到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從高質量充分就業到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一人公司”這一微觀主體所承載的，遠不止個體的創業夢想，更是中國經濟在人工智能時代尋找新動能、新就業、新增長的一次系統探索。

正如報告專家組組長、浙江大學計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吳超所言：“蔚然成林，不是結果，而是過程的開始。”在政策托舉與技術普惠的雙重作用下，超級個體經濟這片新生的森林，正在中國大地上加速生長。

（本文數據來源：2026中國OPC創業城市發展指數及排行榜第二期Q2季報）

聯合發布機構：浙江大學計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天津濱海）新一代信息技術研究院、浙江大學CCAI產業鏈智能中心、上海財經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人工智能專委會、浙江省新質生產力發展研究會、盤古智庫AIGC研究中心、咪咕數字傳媒有限公司、北京計算機學會AI專委會、溫州市人工智能學院、OPCxChina研究院

報告專家組：吳超、張有魚、倪考夢、李飛、胡延平

主編：馬千里

副主編：顧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