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源觀察者網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據觀察者網消息，當地時間5月26日，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和貿易談判的核心操盤手——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在美智庫外交關系協會活動上發表演講，相關內容信息量很大，釋放的中美貿易關系走向信號極為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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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爾在演講中表示，中美間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的組建程序即將啟動，美國政府將就符合減稅條件的中國商品征求意見。

格里爾稱，很快就會發布通知。他還補充說，美國已經接受無法改變中方的“事實”，“但我們可以進行一些可管理的貿易”。

“美國已經接受無法改變中方的'事實'”這句話乍一聽可能沒什么，但放在中美貿易摩擦快十年的背景里，它的分量無疑很重。

要知道，從奧巴馬時代的TPP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關稅戰，美國對華經貿政策有一條貫穿始終的邏輯——通過施壓，促使中國經濟朝著更市場化、更消費導向的方向“改革”。

現在，這個邏輯被美國貿易代表親口宣告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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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肯定不是格里爾一時興起。

五月初特朗普訪華之前，他就已經在不同場合釋放過類似的信號，說美國并非要重塑中國經濟，而是希望找到一種方式，讓兩個“經濟體制不兼容”的國家能夠繼續做生意。

他曾用過一個很有意思的比喻——中美經濟就像兩個插頭型號不同的電器，強行對接只會短路，與其徒勞地想把對方的插座改掉，不如造一個“適配器”。

那么，這個“適配器”到底長什么樣？

從目前披露的信息來看，它主要由兩塊構成。

第一塊是機制建設。中美雙方同意成立政府間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目的很明確——把過去那種“出了問題再滅火”的危機應對模式，升級為有章可循的常態化協商。

這意味著雙方有了一個可以隨時溝通、管控分歧的固定平臺，而不必等到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了才坐到一起。

第二塊是關稅的“定向減負”。雙方原則上同意各拿出約三百億美元的非戰略性商品，互相降低甚至取消關稅。

三百億是什么概念？

參照2025年中美雙邊商品貿易額四千一百五十億美元的規模來算，這三百億大概占雙邊貿易額的百分之七左右，攤到兩個經濟體的總盤子里算不上多大的數字。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邏輯：不是全面取消關稅，而是在國家安全敏感領域之外的特定品類上做有限的貿易便利化。

這就是格里爾所說的“有管理的貿易”。

這句話挺值得琢磨。“管理”這個詞本身就意味著，這不是自由貿易，也不是徹底脫鉤，而是有選擇地開、有選擇地關——哪些商品可以享受低關稅，由美國政府說了算，甚至要先征求公眾意見才能確定清單。

對很多關注國際貿易的人來說，“managed trade”這個詞并不陌生，它很容易讓人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美日貿易沖突。

但相似的說法背后是截然不同的故事。當年美國對日本的貿易施壓，是以日本在安全和外交上全面依賴美國為前提的。日本最終選擇了妥協——主動限制汽車出口、開放半導體市場，本質上是在美國體系內重新分配利益。

但中美之間的局面完全不是這樣。中國從來不是美國的軍事盟友，經濟體量和產業縱深也遠非當年的日本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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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過去幾年的激烈博弈中，美國試過了幾乎所有手段——加征關稅、技術封鎖、供應鏈重構——結果呢？

雙邊貿易額確實下降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也降到了二十年來的最低水平，但中國的制造業地位沒有被撼動，反而在新能源、造船等領域加速擴張。

格里爾在活動現場也被問到這個問題——傳統上美國政府去北京，總會試圖說服中國減少過剩產能、轉向消費驅動，現在這些問題還在議程上嗎？他反問了一句：“效果如何呢？”

這大概就是政策轉向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美國不想改變中國了，是試過了，發現確實做不到。

特朗普政府2025年的關稅戰最后以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部分關稅違法而草草收場，隨后又試圖援引《1974年貿易法》重新加征，結果再次被國際貿易法院叫停。

這一系列司法挫敗意味著，美國國內對于“是否能用關稅當武器”這件事本身都沒有共識。

與此同時，中國的反制也在不斷升級。

過去幾年里，從稀土出口管制到要求國內企業無視美方金融制裁，中方已經學會了主動積累談判籌碼，不再被動接招。

當雙方都發現繼續升級對抗的代價越來越難以承受時，“有管理的貿易”就成了一個各方都能下臺階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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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把格里爾的表態理解為“美國認輸了”就想得太簡單了。

在同一個場合，他明確說了一句話：“我可以繼續對中國維持關稅，這相當不錯。”他還補充說，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關稅水平很可能將“長期高于其他國家”。

這才是理解當前局勢的關鍵。

美國的策略不是放棄對抗，而是換了一種打法：在能夠管控風險的領域保持合作，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維持高壓。

就像格里爾自己描述的，在“有管理的貿易”框架下進行一些“針對性改革”，以維護兩國間的“經濟和平”——所謂“經濟和平”，拆開來看其實就是：我不指望改變你的體制了，但你也不能威脅我的核心利益，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談生意。

對中國企業來說，這種“有邊界的緩和”帶來的影響是雙面的。

好的方面是，關稅層面的不確定性會有所下降，過去那種“今天加征、明天豁免、后天又升級”的過山車行情可能會減少，企業做出口規劃和供應鏈布局時能多一些可預期性。

不那么樂觀的方面是，高科技領域的出口管制和技術封鎖不會因為“有管理的貿易”而放松，相反，在非戰略性商品領域達成妥協之后，美國反而可能更加集中精力在芯片、人工智能、關鍵礦產等敏感領域設置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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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政策轉向的另一個重要背景，或許是特朗普本人的變化。

有外媒在五月中旬的一篇分析文章中點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特朗普一面放棄改變中國的目標，一面卻在國內大力推動產業政策——政府入股芯片制造商英特爾、持有關鍵礦產公司股份、在美鋼收購案中要求“黃金股”否決權。

換句話說，美國人終于意識到，與其花力氣改造別人的經濟體制，不如先把自己的產業家底搞扎實。

這也解釋了一個看起來有些矛盾的組合：為什么美國一邊準備給三百億美元的商品降稅，一邊又在推動對全球貿易伙伴加征新一輪關稅？

格里爾在同一個講話里也提到了——即將展開的美墨加協定重新談判，核心要聚焦原產地規則和經濟安全，汽車和工業產品必須提高美國制造含量才能享受優惠。

總的來看，美國是在進行一場全球貿易關系的重新排序：對盟友收緊，對中國劃定邊界，在非核心領域保留合作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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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的中美元首北京會晤，雙方達成的共識定位是“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

這個提法很微妙——既不是“戰略合作伙伴”，也不是“戰略競爭對手”，而是“建設性戰略穩定”。

說白了就是，兩國都承認對抗會兩敗俱傷，但誰也改變不了誰，不如在承認分歧的前提下，建立起一套能夠防止沖突失控的管理機制。

格里爾那句“我們改變不了中國”，與其說是一個政策宣示，不如說是一個遲到多年的認知校準。

接下來的問題是，在這個新框架下，兩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經濟和平”的底線，又能在哪些領域創造出真正的合作增量。畢竟，接受現實只是第一步，如何在新的現實中各取所需，才是真正考驗智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