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1898年經濟發達地區

——黃-濟地區核心城市人口職業結構估測

?楊成|中國人民大學

本文節選自《中國18-19世紀人口職業結構與大分流》一書

▍清朝的心臟——北京

北京是大運河北端的最終站點城市,也是政治高度集中的清朝的首都,或許它在中國晚清諸多城市中并不具有代表性,但就國家經濟而言卻是一個關鍵城市。然而,在有關 “大分流”爭論的既有文獻以及量化經濟史研究中,關于北京城市經濟的研究非常少。雖然艾倫等人的實際工資比較研究對該城市有所涉及,但他們對北京工資的觀察是從經過高度篩選后的職業群體中得出的,這些群體是否足以代表當地勞動力,從未得到實證驗證,并且此項研究的證據在時間上也是片段性的。相較而言, 《刑科題本》數據集涵蓋了男性和女性勞動力,包括不同職業群體,基于這些數據,可以構建覆蓋18—19世紀大部分時間段的北京職業結構的長期軌跡。

晚清時期,中國的城市和城鎮一般由府級政府管理,因此在處理兇殺案件時,相關人員為簡潔起見,有時會省略府級以下的地理信息,這導致研究中很難區分發生在特定城市的案件和其他發生在同一個府中的案件是不是同一個案件。然而,北京卻是一個例外。或許是出于政治穩定的目的,需要對首都的行政管理建立制衡機制,所以北京周邊地區 (由24個縣組成)的大型府和北京市被設立為兩個獨立的行政單位:順天府和京師。因此,我能夠獲取到京師所有可用的 《刑科題本》案例,并創建一個完整的京師 《刑科題本》樣本庫 (共965個案例)。利用這個數據集,我得以通過估計男性和女性長期職業結構來研究北京的城市經濟發展狀況,其結果如圖7-1和圖7-2所示。

北京的男性就業人口中(見表7-1),第三產業占比非常高,約為68%;第二產業占比相對較低,約為15%;第一產業占比也相對較低,約為17% (見圖7-1)。在第三產業中,軍隊人員的比例異常高 (1734—1799年為21.2%;1800—1850年為27.9%;1851—1898年為24.7%,其中9.2%為軍官)。與全國平均水平 (1761—1770年為1.5%)相比,這一特征是可以預見的,因為作為清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對衛戍的需求極大。建造大運河的主要目的就是將國家重要資源 (鹽糧和稅收收入)輸送到北京及其周邊地區,以供軍隊使用。

除龐大的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稍有變動外,北京的男性人口職業結構在18—19世紀基本保持不變。這與女性長期職業結構的估計結果形成了鮮明對比。與男性職業結構的估計結果相比,18世紀中葉女性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更高,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更低,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也更低。此外,與男性職業結構的變化趨勢相反,女性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在1760—1898年持續快速下降;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在1760—1800年下降,隨后停滯,直到19世紀最后二十年才開始上升;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在1760—1898年的大部分時間內持續快速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與1860年之前相比,1860年之后,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下降得更快,而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經過長達一個世紀的停滯后,又開始上升。

盡管缺乏進一步的證據或有關男性和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的可靠的信息,但北京的男性和女性職業結構足以表明,北京的城市經濟中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大于第二產業。這正符合我們對于北京作為軍事中心并廣泛承擔稅收再分配職能的預期。此外,從男性就業數據來看,北京的城市經濟在18—19世紀似乎停滯不前,但女性就業數據持續變化。男性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在該時期已經很高并保持不變。相比之下,非農業勞動力在所有女性勞動力中占比低于男性,但在18—19世紀逐漸上升,特別是在1860年之后上升迅速。盡管由于女性樣本總數較少 (N=107),因而女性職業結構的估計值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但考慮到現有趨勢是連續且非波動的,估計值變化的方向很可能接近真實情況。總體而言,北京男性和女性長期職業結構的不同趨勢反映了城市長期經濟發展中的性別特點:女性的非農業就業機會很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然而,對這一時期女性就業狀況的研究仍有待發掘更多實證證據,以便為女性就業現象的成因分析提供更為扎實的實證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女性職業結構在1860年后的發展軌跡與長江下游地區 (見圖6-8)截然不同。這表明:在19世紀下半葉,兩個地區的女性在就業機會和整體經濟生活方面面臨迥異的命運。19世紀40年代之前,兩地區都出現了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的大幅上升和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的下降,但19世紀60年代后,北京女性在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占比繼續下降,并且下降速度很快;而同時期長江下游地區的女性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迅速上升。盡管上述相反趨勢背后的機制可能非常復雜,但其中的部分差異很可能能夠用1840—1860年發生在北京和長江下游地區的一系列政治和軍事事件來解釋。正如上一節所述,長江下游地區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以及開埠通商等事件,這些事件共同導致了該地區女性非農業就業機會的顯著減少。北京女性非農業就業占比的快速上升似乎是與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1860年)、咸豐皇帝 (1850—1861年親政)與慈禧太后 (1861—1908年垂簾聽政)的掌權以及包括洋務運動在內的一系列由清政府主導的改革相伴而行的。北京作為清王朝都城,很可能直接受到這些事件和政策變化的影響。然而,目前在缺乏進一步證據的情況下,很難在兩地區女性就業特點的變化中找到任何明確或更直接的聯系。北京女性和男性職業結構估計值之間的顯著差異以及北京女性和長江下游地區女性職業結構估計值之間的鮮明對比,也仍然有待進一步探究。

除了三大產業部門層面的長期男女職業結構外,表7-1和表7-2還給出了男女勞動力在子部門層面的具體分析。首先,結果顯示,在18世紀,北京已存在門類非常廣泛的手工業。這表明,盡管第二產業不是北京男性勞動力的主要就業部門,但北京仍有能力生產多種制造業產品,而不完全依賴于中國其他地區的消費品輸入。其次,盡管男性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在整個樣本時期內保持穩定,但在19世紀下半葉,小商販和經銷商占比顯著增加,這表明北京的貿易規模在這一時期可能有所擴大。最后,估計結果還顯示,在男性和女性就業人口占比相當大的第三產業中,貿易和運輸業完全由男性主導,而服務業與專業技術就業則是女性非農業就業的主要渠道。更具體地說,雜項服務業、餐飲和住宿服務業以及家政服務業是推動女性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上升的主要行業。因此,著重對上述行業進行學術探討,對于進一步了解北京這個如今有超過2000萬人口 (截至2024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為2183.2萬人)的主要城市在晚清時期的勞動力生活水平和長期經濟變化,似乎尤為重要。

▍重要交通樞紐和通商口岸———天津

北京長期男性和女性職業結構的估計結果對研究黃-濟地區長期經濟變化非常有益,使我們得以深入理解黃-濟地區核心城市的經濟變化特點。然而,考慮到北京人口眾多、城市空間廣闊以及作為國家首都的獨特政治地位,它或許無法代表該地區的其他城市。因此,為了對黃-濟地區城市經濟做出進一步分析,我們需要對其中較小的城市進行研究。此外,更重要的是,中國19世紀40年代向西方列強開放通商口岸,對此后的長期經濟增長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在我們探討中國近代開埠及其經濟影響的過程中,了解通商口岸城市在開埠前后的經濟變化或許至關重要。

天津市位于黃-濟地區,是黃-濟和華北地區較早被指定為通商口岸的幾個城市之一 (1860年)。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天津已成為該地區的核心城市,是重要的海港城市,也是京杭大運河通往北京的最后經停站。相比北京,天津的規模要小得多,因此對于進一步研究黃-濟地區的城市經濟來說,天津或許尤為合適。根據對天津市1741—1898年的全部 《刑科題本》樣本的分析,可以得出天津長期職業結構的估計情況 (見圖7-3)。遺憾的是,由于女性樣本數量(N=22)太小,我們無法估計女性職業結構,因此圖中只展示了男性職業結構。

如圖7- 3所示,與北京相比,天津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略高,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相似,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稍低。這表明:在城市經濟的非農產業發展方面,天津比北京落后,但差距不大。然而,從長期來看,天津職業結構的變化幅度遠大于北京。1741—1799年,天津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緩慢下降了約10%,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迅速上升了約20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緩慢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1800—1840年,天津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迅速上升超過1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迅速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而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相對穩定。1840年后期,天津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占比下降了約15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比保持穩定,第三產業占比上升了約15個百分點。盡管沒有進一步的證據,但這也足以表明,天津市在1734—1799年經歷了一個以第二產業快速增長為特征的經濟迅速增長階段;隨后在1800—1861年經歷了經濟衰退階段,以第二產業就業人口占比下降為突出表現;在1860年天津成為通商口岸后,天津又經歷了以第三產業增長為特征的經濟擴張階段。

在子部門層面,最明顯的特征是:商人的占比從1800—1860年的平均21.8%大幅上升到1861—1898年的31.5% (見表7-3)。這一變化的時間幾乎與天津在1860年后成為通商口岸相吻合。因此,商業就業機會的增長顯然是通商口岸開放的直接結果。如能找到更多其他來源的證據,則有助于佐證這一初步發現。除貿易之外,這一時期運輸行業的就業人口占比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海上運輸從1800—1860年的5.4%驟降至1861—1898年的2.1%。倘若我們將這一結論與1851—1898年長江下游地區職業結構中海運業的消失相聯系,就不難發現,似乎在外國船只進入通商口岸后,本土海運業出現了嚴重的萎縮。此外,與長江下游地區一樣,這一時期天津的內河航運業就業人口占比也有所上升,不過它在天津的規模要比長江下游地區大得多。對于此種變化,可能的解釋是:太平天國運動摧毀了長江下游地區現有的運河系統,內河航運系統的重建需要數年時間;而天津由于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擁有充足的天然河流和季節性湖泊網絡,其內河航運系統在晚清的大部分時間內沒有受到影響,甚至在1861—1898年,由于開埠通商,其內河航運還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在第二產業中,可以發現:天津制鞋業勞動力就業占比在1800—1860年從0.5%上升到1861—1898年的6.4%,該產業也成為天津19世紀末最大的產業。同一時期北京的制鞋業也出現了相同的變化趨勢,但規模要小得多 (見表7-1)。目前來看,天津制鞋業快速增長的原因尚不明確。雖然我們不否認外國機器設備 (如縫紉機等)進口可能是原因之一,但其準確的背后機制仍有待進一步的實證研究。

總體而言,天津和北京雖然只相距100多公里,但在18—19世紀,二者長期職業結構差異顯著。這種鮮明對比揭示了不同城市經濟之間可能存在高度多樣性,以及城市政治角色、人口規模、地理位置和對外貿易如何塑造晚清中國城市經濟并影響其發展趨勢。城市經濟構成了區域和國家經濟的核心,這對準確理解中國晚清經濟發展不可或缺。遺憾的是,除一些關于上海的研究外,城市經濟研究領域目前缺乏實證數據。然而,正如本章討論的兩個案例,《刑科題本》或許可以憑借其可靠度較高的豐富的個體數據,為我們理解中國城市經濟提供一個全新的、更全面的實證來源。本書目前的研究發現,晚清中國的主要地區中,第三產業就業人口占比最高的是黃濟地區,因而該地區 (也許還有長江下游地區)最有可能是進一步研究中國城市經濟的理想樣本地區,這也是筆者未來對晚清中國職業結構深入探索的方向之一。

《中國18-19世紀人口職業結構與大分流》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5-5

ISBN：978-7-300-34069-2

【內容簡介】

“大分流”是經濟史學和發展經濟學領域中的核心難題，也是研究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歷程及規律的重要方向。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其長期經濟績效問題一直是“大分流”爭論的焦點。然而，由于國際比較史實證基礎（如史料、數據）嚴重不足和研究范式的局限性（主要限于國民經濟統計、實際工資與生活水準的研究），現有研究往往陷入西方中心論或靜態史觀，未能全面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本書從數據與研究范式的重大改進入手，為解決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視角。在數據方面，利用了前所未有的歷史資料——刑科題本（Xingke Tiben）。這些資料包含了1734年至1898年中國所有兇殺案件的審判記錄，為中國經濟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詳盡的數據集，填補了以往研究在數據實證基礎上的空白，為研究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通過構建系統的比較史數據庫，本書不僅為中國，也為世界其他經濟體的長期工業化過程提供了更為豐富和細致的視角。

【作者簡介】

楊成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首屆ESH（經濟社會歷史）實驗班學術主任。畢業于劍橋大學歷史系經濟史專業及劍橋大學人口與社會結構史研究所。曾獲2019年經濟史學會（EHS）年度新人獎、2022年國際經濟史學會/世界經濟史大會（IEHA/WEHC）“最佳博士論文”獎、2023年經濟史學會（EHS）T.S. 阿什頓獎，是首位獲得三項獎項的中國青年經濟史學者。2024年獲中國人民大學優秀科研成果獎一等獎。

【目錄】

第一章 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究中的爭論、難題與實證挑戰 / 1

1.1 從李約瑟之謎到大分流:研究進展與現存實證挑戰 / 2

1.2 實證挑戰 / 37

1.3 夯實中國經濟史量化研究和全球比較史研究的

實證基礎 / 41

第二章 《刑科題本》作為人口職業數據來源的潛在價值 / 43

2.1 潛在的職業數據來源 / 43

2.2 以司法記錄作為經濟史數據的先例及其局限性 / 48

2.3 作為晚清重要職業數據來源的《刑科題本》 / 55

2.4 抽樣、數據采集和數據庫構建 / 75

2.5 《刑科題本》數據集概述 / 86

第三章 偏誤識別與糾正 / 94

3.1 通過跨源比較評估《刑科題本》數據的代表性 / 96

3.2 數據源的外生偏誤 / 112

3.3 數據源的內生偏誤 / 123

3.4 《刑科題本》中的其他固有偏差和未來校正偏差的途徑 / 155

3.5 對職業結構及其變化軌跡估測的可靠性 / 159

第四章 1761—1890年全國人口職業結構估測 / 162

4.1 1761—1890年的男性和女性職業結構 / 165

4.2 產業部門的內部格局 / 183

4.3 將新的估計結果置于更廣闊的歐亞視角中 / 217

4.4 思考:18—19世紀中國經濟發展的時間脈絡 / 227

第五章 1761—1890年職業結構的區域格局估測 / 229

5.1 經濟功能的空間集聚 / 231

5.2 1761—1890年重點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軌跡 / 260

5.3 本章小結 / 268

第六章 1734—1898年經濟發達地區———長江下游人口職業結構

估測 / 270

6.1 長江下游地區的長期職業結構 / 273

6.2 區域內部職業結構的空間差異 / 281

6.3 長江下游地區長期職業結構的時空分布 / 289

6.4 長江下游地區的女性職業結構 / 311

6.5 長江下游地區、中國、英國、歐亞與大分流 / 314

第七章 1734—1898年經濟發達地區———黃濟地區核心城市人口

職業結構估測 / 324

7.1 清朝的心臟———北京 / 325

7.2 重要交通樞紐和通商口岸———天津 / 333

第八章 結論 / 339

8.1 主要研究發現 / 339

8.2 未來研究方向:1368—1912年中國長期兩性職業結構 / 344

8.3 進一步思考 / 345

附錄《刑科題本》舉例 / 346

參考文獻 / 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