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不能判刑，那就高額罰款！"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李玫瑾教授建議，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價賠償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可以按"敲詐勒索"起訴進行嚴懲！
南京彭宇案的故事發生在2006年11月20日，南京水西門廣場上一位名叫徐壽蘭的老人突然倒地。
站在一旁的年輕人彭宇看見這一幕，第一反應是沖過去把老人扶起來，還陪著她去了醫院，付了200塊錢醫藥費。
幾天后，意想不到的局面來了。
老人和家屬把彭宇指認成了“肇事者”，說是他把老人撞倒的。
案件調查中，警方的第一份原始詢問筆錄因為單位維修時遺失，這個關鍵證據沒有保留下來。
法庭最后能用的就只有警官的回憶和原告家屬手機拍下的一個片段。
法院審案組說，沒有哪一方落下過錯，更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彭宇撞人。
可最后判下來的理由是兩邊“公平分擔責任”，彭宇承擔了四成的經濟損失，得賠給徐壽蘭4萬多。
社會各界的討論一下子炸開了鍋，人們沒法理解，怎么見義勇為成了負擔？案子一出，“扶不扶”的大討論成了全國焦點。
許多人記住了審判現場對判案邏輯的概括性質疑：“如果不是你撞的，你為什么要扶？”這成了公眾討論的核心。
南京當地媒體和外地權威媒體都持續跟進，指出案件之所以被社會普遍誤讀，主要是因為辦案環節的疏漏，還有信息披露不完整。
一紙判決下來，不信任的種子撒進了每個人心里，不少人從那以后都說“再遇到跌倒老人，絕不敢隨意插手”。
案件最后沒有打到底，經過二審，雙方選擇了調解，賠償金額從最初的四萬多元降到一萬。
南京相關部門在2012年承認早期案件審理程序確有不少疏漏，并明確說彭宇在庭后承認過碰撞事實。
可這些反轉信息沒能追上全國已經成型的輿論風暴，大眾印象已經定型，許多人從此留下一條“見義勇為好心難”的教訓。
案件過后，各地有關“扶人”問題的社會焦慮再度升級。
官方權威調查數據顯示，老人摔倒糾紛每被證明是誣告的比例不算最高，但一旦遇上，救助者往往要付出極高的時間和心理代價，一部分人干脆選擇冷眼旁觀。
國家層面出臺了相關法律，2021年，《民法典》第184條“好人條款”指出，只要是真心救助，不用擔責。
這給了愿意出手幫忙的人一顆“定心丸”，該條款保護的是救助行為未造成損害，不負責可能發生的二次傷害責任，但現實操作中，根本問題在于“不是救助造成傷害，而是遭遇誣告時怎么自證清白”。
案件持續引發公眾對“誣告成本”和“救助者壓力”極不對等的批評。
許多時候，受害人說清楚了還被反咬一口，而主動救助者常常陷入“自證循環”，連得不到道歉都成了慣例。
為什么明明有法規定，遇上訛詐卻屢屢得不到追責？根源正是目前相關惡意索賠的違法成本極低。
對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李玫瑾教授公開表示，對那些沒有絲毫證據卻索要高額賠償的人，應該以刑法敲詐勒索罪嚴懲。
這條刑法第274條可以直接針對訛詐行為追責。
如果情節未達刑事立案標準，還能用治安管理處罰法施以高額罰款，并加入公開道歉、誠信記錄等連帶懲戒。
她認為，舉證責任應回歸索賠一方，如此才能讓這些惡意訛詐者付出真正的“痛感”代價。
她還強調，這不影響正常權利維權，正是為了打擊惡意訛詐。
近年官方數據表明，隨著全國各地監控探頭、行車記錄儀等設備普及，實際遇到的“扶人”爭議大多能很快查明，大大提高事件真相恢復率。
不過仍有某些特殊場所、監控盲區等地存在證據“空白”，在這些位置如果案件處置不規范、“筆錄丟失”再度上演，信任危機就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為堵住所有漏洞，權威監督建議：
第一，公共視頻監控體系要持續補短板，特別在人流量大和特殊地形下，做到“無死角”覆蓋。
第二，必須對接處警流程、現場勘查、證據保管作出嚴格規范，把“彭宇案”里辦案失誤全部歸零。
第三，官方還建議，配套懲罰與保護機制，惡意訛詐一經查實應分級懲戒，罰款、短期拘留、誠信懲戒輪番上陣，普通百姓身邊也要加大普及“意外險”，讓因摔倒等意外引發的醫療風險由保險兜底，徹底減少訛詐與誤解的經濟誘因。
彭宇案并未隨時間淡化記憶，二十年后，“好人難當”的憂慮仍存，這份集體陰影提醒大家：善良需要規則護航、程序公正保障與技術支持。
善良本身并不過時，怕的是讓好人成了風險最大的一方。
只有讓誣告付出代價，確保每一次善行還有法律幫你說話，這個社會才能讓人安心地去做力所能及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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