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與黃河，在中國歷史的不同階段，輪流扮演著文明核心的角色。近日，復旦大學資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葛劍雄在“悅見人文·立信”系列講座上，結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介紹了這種“雙大河”的獨特格局，何以暗藏中華文明成為世界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的深層密碼。

世界十大河流，中國完整地擁有兩條：長江、黃河，這在世界上是唯一的。尼羅河滋養了埃及，但埃及只擁有其中下游；印度河、恒河哺育了南亞文明，但流域分屬多國。唯有中國，從源頭到入海口，完整地擁有兩條，且是全流域均位于北溫帶、彼此十分靠近的巨型河流。這種“雙大河”格局，便于人流、物流的東西南北往來，也為中華文明在漫長歷史中的交替發展、交相輝映提供了絕佳的地理舞臺。

從地質年代看，長江早在300萬年前便開始形成，而黃河最終成形則晚至10萬至1萬年前。盡管年齡懸殊，但在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兩者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這兩條大河在中華文明史上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它們之間的關系是競爭、是替代，還是互補？

葛劍雄

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

根據國家實施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結論，早在距今約5800年前，中華大地上就已多點出現了文明的曙光。黃河流域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長江中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遺址，以及西遼河流域的遼寧牛河梁遺址，都發現了文明起源的跡象。此后500余年間，各地陸續進入文明階段。然而，到了距今3800年前后，一個決定性的轉折發生了：以河南偃師二里頭為代表的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這一結論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在文明早期，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曾并駕齊驅，甚至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在諸多方面（如水利系統、玉器工藝）更為先進。但為何最終是黃河流域脫穎而出，成為核心？又為何長江流域那些輝煌的早期文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幾乎同時消失、斷絕？

早期黃河流域的優勢

對于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突然衰落，學界尚未完全定論，但普遍認為與距今4000年前后全球性的氣候劇烈變遷有關。海平面升高、海水倒灌、特大洪水等災害，超出了當時先民所能抗拒的極限，導致良渚、石家河等文化要么徹底中斷，要么失傳湮滅。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黃河流域的文明非但沒有衰落，反而在此后加速發展并形成核心。這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當時黃河流域獨特的地理環境優勢。

其一，土壤優勢。黃土高原及黃土沖積平原土壤疏松，且沒有原始森林和茂密植被覆蓋。在僅有石器、木器等簡單工具的遠古時代，這樣的土壤條件使得開墾農田成為可能——若是茂密森林，沒有金屬工具的先民根本無法清除植被。

其二，氣候優勢。據竺可楨等氣象學家研究，距今6000至4000年前，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氣溫比今天高出約2℃以上，降水充沛。在這樣溫暖濕潤的條件下，農作物甚至無需人工灌溉，人類也更容易生存繁衍。

其三，地理優勢。這一片農業區面積廣大且連成一片，從太行山、中條山以東直至海濱，除了少量丘陵，幾乎都是坦蕩平原，中間沒有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人流、物流極為方便，也便于統治管理。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形成了“大一統”觀念，并最終由秦始皇將其變為制度實踐，使中國成為一個長期延續的中央集權國家。相比之下，希臘羅馬那種高山峽谷破碎的地貌，很難產生大一統思想。

其四，區位優勢。黃河流域靠近外來文明傳入的方向。青銅冶煉技術、小麥栽培技術、黃牛與綿羊飼養技術等，均由西亞、中亞傳播而來，首先抵達黃河上游或蒙古高原，再沿黃河南下。中國境內最早的青銅器發現于新疆西部，傳到中原需要時間，而傳到江西、湖南則更晚了一兩百年；三星堆的青銅技術也是通過中原傳播過去的，晚了四五百年。

正是在上述優越條件的綜合作用下，黃河流域首先形成了華夏主體。所謂“夏”，是夏商周三代基本人口的自稱；“華”即“花”的本字，意為美麗。“華夏”合稱，便是“美麗的夏人”——這不僅指外表服飾，更指心靈品德。這個名稱，為夏人所樂意接受。此后，華夏主體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不斷擴展、推廣，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

早期長江流域的困境

與黃河流域的崛起形成鮮明對比，長江流域在先秦至西漢初年長期處于相對落后狀態。由于距今4000年前后的文明斷層，長江流域的上層文化——包括文字、青銅器、禮儀制度、思想學說、價值觀念——幾乎都是后來從中原傳入的。這一點在文獻記載中清晰可見。例如，泰伯、仲雍南奔至今天的無錫、常州一帶，當地風氣仍是“斷發文身”。北方華夏已形成束發戴冠的禮儀，而南方由于氣候炎熱、荒涼多獸，人們剪短頭發，在身上紋上動物圖案，以為這樣可以避免被猛獸當作異類。

又如，西漢初年仍有“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的說法。此處的“江南”指江西、湖南一帶，被視為畏途。賈誼被派往長沙國做太傅，得知后憂心忡忡，結果果然是英年早逝。至于飲食，當地不過是“飯稻羹魚”——以稻米為飯，以魚蝦為羹，勉強維持生計，遠談不上富庶。上游的巴蜀地區，到西漢初年仍“僻陋有蠻夷風”，尚未擺脫蠻夷風尚。

正因如此，所謂“文脈”，不應以某地最早的考古發現為據，而要看當今文化真正的源頭在哪里。良渚文化的文脈已經斷絕，今天的浙江文化是從中原傳過來的；楚文化雖獨具特色，但所用的文字、天文歷法等知識，無一不是來自北方。這一事實，不容否認。

青海果洛州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的河流與山脈 視覺中國

長江文化的興起、壯大和蓬勃發展

然而，歷史并非一成不變。隨著自然條件的變化和人口的大規模南遷，長江流域的優勢逐步顯現，最終完成了從落后到領跑的驚人跨越。

如果說距今6000至4000年前的氣候條件最適宜黃河流域，那么此后隨著全球氣候逐漸變冷，長江流域的優勢開始顯現。距今3000年以來，長江流域由濕熱轉為溫和，更加適宜人類的生活、生產與生存。這里擁有平原、丘陵、湖沼等多樣地形，早在1萬年前便已栽種水稻，適合多種經濟作物。

在農業社會，任何發展都離不開人力資源。中國歷史上三次大規模人口南遷——永嘉之亂（西晉末年）、安史之亂（唐朝中期）、靖康之變（北宋末年）——每一次都給長江流域增加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而且，這些移民以青壯年為主，且多為整體性遷移：從皇族到文武百官、文人名流、富商巨賈，幾乎涵蓋了社會的各個精英階層。一個地方要培養杰出人才既需要時間，也受限于人口基數；而移民則能一次性將中原的精英資源轉移過來。

人是傳播文化最積極的載體。即使在今天擁有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時代，最有效的傳播仍然是人際的直接傳播，在古代更是唯一手段。正是通過這一方式，中原相對先進的文化源源不斷地傳入長江流域。

在此過程中，南方原有的非華夏人口——包括三苗、百越（甌越、閩越、南越、駱越等）、蠻、巴、蜀、西南夷——最終都融入了以北方遷入人口為主的華夏共同體。到了西漢初年，南方大部分地區仍是越人的天下；但隨著北方人口南遷和行政機構的逐步建立，這些人逐漸認同華夏，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唐宋之際，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南宋后，文化重心南移。這一過程在民間諺語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記：唐后期的時候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到江南終老成為人生理想；到了北宋末期有了“蘇常（湖）熟，天下足”——蘇州、常州（或蘇州、湖州）的豐收便能保障全國的商品糧供應；南宋呢，“天上天堂，人間蘇杭”——民間簡化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意味著這里不僅物質豐厚，更兼精神享受；到了明朝中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表明兩湖地區成為新的糧食基地。與此同時，松江府（今上海一帶）發展出發達的紡織業，“松江衣被天下”，其生產的“南京布”遠銷歐洲，在英國享有極高聲譽，是工業化之前的世界一流產品；明清之際四川人口損失慘重，清朝政府實行了“湖廣填四川”政策，以湖廣（今湖南、湖北）為主的人口移民四川，使其迅速恢復為重要農業基地。

此外，15、16世紀以后，外來作物多從海上及南方傳入。玉米、紅薯、土豆、花生、辣椒、煙草等，首先傳入長江流域，再向全國推廣。這些作物非常適合長江流域的丘陵地帶，無法種植水稻的坡地，卻能種植紅薯、玉米；辣椒配鹽，成為南方稻米產區四季下飯的佳品；煙草則成為重要經濟作物，增加了農民收益。

進入近代，外來的文明成果——無論是經濟的還是思想的，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幾乎都是從海上傳播進來的。帝國主義強制開放沿海口岸，使沿海地區成為相對先進的地區。但長江作為黃金水道，這些新事物能夠沿江而上，傳播到內陸。輪船進入中國后，可以從上海一直開到宜昌，長江沿線因此形成了一批工商業城市和交通樞紐：上海、南通、鎮江、南京、蕪湖、九江、黃石、漢口（武漢三鎮）、沙市、宜昌、萬縣（今萬州）、重慶、宜賓。張之洞在湖北興辦洋務，建設漢陽鐵廠，所依賴的正是長江航運——那些機器設備全部從國外進口，溯流而上運抵湖北。沒有長江，這一切無從談起。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思想層面。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也是沿著長江向上游傳播的。中國早期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人物，大多以日本為源頭：李大釗、陳獨秀、陳望道、李漢俊等，均在日本留學期間接觸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日本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早于中國，而且日本人用漢字翻譯了大量西方術語（如“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革命”），便于中國人理解。陳望道在家鄉翻譯《共產黨宣言》時，依據的主要是日文版本，參考了李大釗帶回的英文版；此書在上海出版后，又順著長江傳播到湖南，影響了毛澤東等一代革命者。可以說，近代長江經歷了一次“文明復興”，成為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主動脈。

黃河文明的當代新生

與長江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是黃河流域的相對衰落。其原因可歸結為“天災人禍”。

隨著氣候逐步變冷，黃河流域由溫暖濕潤轉為寒冷干燥。降水總量減少，且集中在夏秋之交，容易形成暴雨。在暴雨沖刷下，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加劇。黃河每年平均輸沙量高達16億噸，其中約一半沉淀在下游河床。年深日久，黃河下游成為“懸河”。在河南開封一帶，河床比兩岸高出8至10米，最甚處達20米。河水全靠大堤約束，稍有險情便決口泛濫。一旦決口堵不住，便導致改道。

黃河在歷史上最北從天津入海，最南奪淮河入海，改道幅度之大、之頻繁，為世界大河之最。

中國古代政治中心長期在黃河流域，無論是外敵入侵、內部叛亂還是農民起義，最終都以奪取政治中心為目標。中原一帶戰亂頻繁，對經濟社會造成持續破壞。歷史上多次有人利用黃河改道來達到政治軍事目的。北宋末年，杜充為阻擋金兵，扒開黃河大堤，導致黃河首次南流奪淮；1938年，蔣介石為阻止日軍機械化部隊，在鄭州花園口炸毀大堤，雖暫時達到軍事目的，卻造成89萬人喪生，受災人口超過1000萬。

如果中國只有一條黃河，中華文明將不可避免像其他大河文明一樣，在一定階段會走向衰落。幸運的是，我們還有長江。當黃河文明衰落時，長江文明興起壯大，接續了中華文明的命脈。

值得欣慰的是，新中國成立后，通過水土保持、退耕還林（甚至退耕還草）、小浪底水庫調水調沙等綜合治理，黃河的年輸沙量已從16億噸降至個位數，甚至僅有2億多噸。明朝水利學家潘季馴曾提出“束水攻沙”的先進理念，但當時因生產力所限無法實現；今天，我們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黃河已基本實現“河清”，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發生過決口泛濫。這條曾經給中華民族帶來無數災難的大河，終于實現了安瀾。

長江黃河交相輝映， 中華文明長盛長青

回顧五千年的文明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規律：長江與黃河，此消彼長，互補共榮，交相輝映，相得益彰。在歷史的不同階段，兩條大河輪流扮演著文明核心的角色；當一條衰落時，另一條便接續而起，確保中華文明的火種永不熄滅。

這種“雙大河”的獨特格局，正是中華文明成為世界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的深層密碼。

今天，這一格局正在煥發新的生機。長江經濟帶連通世界，依然是中國最具活力的發展軸線；先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千古感嘆已成歷史，如今黃河清已不再是圣人出世的祥瑞，而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現實成果。在新能源、新技術、新產業、新經濟領域，長江黃河各有優勢：黃河流域的稀土資源、風電光電（如內蒙、山西）發展迅速，長江流域的科技創新、數字經濟引領全國。

當人類社會解決了溫飽、進入富裕、發達階段，精神生活的價值將日益凸顯。黃河流域豐富的歷史人文資源，必將發揮無可替代的作用。

長江與黃河，從源頭到出海口，匯集了雪峰冰川、高原峻嶺、懸崖峭壁、隘口洞穴、湖泊沼澤、峽谷深溝、瀑布激流、石林土林、荒漠沙漠、森林草原、平原沃野。它們棲息著各種飛禽走獸，生長著各類奇花異草，構成色彩斑斕、賞心悅目、俊秀雄奇、千姿百態、驚心動魄、磅礴浩蕩的景觀。這些景觀不僅是豐富的旅游資源，更是深厚的精神源泉。詩人借此抒發激情，畫家描繪山川美景，哲學家在沉思中期待頓悟，藝術家在探索中尋找靈感，政治家謀劃大局，軍事家觀察險要。蕓蕓眾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英雄豪杰叱咤風云，驚天動地。一些特殊的景觀或環境會喚醒人性中的真、善、美，升華為對自然、人類、民族、國家的感情、信念與信仰。經過杰出人物的闡發與推廣，最終形成價值觀念、民族精神與傳統文化。

長江與黃河，凝聚了歷史，經歷了滄桑，演變為一種文化符號、精神象征、時代烙印、歷史記憶。它們是一首深情的頌歌，一篇壯麗的史詩，一部恢宏的歷史，一個偉大的時代。

原標題：《葛劍雄 ｜長江黃河“雙大河”格局，何以成就世界唯一未中斷的中華文明》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劉迪

本文作者：葛劍雄

題圖來源：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