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上午，我館史料陳列廳首層展廳內氣氛莊嚴肅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80周年之際，“不可動搖的正義審判——館藏東京審判檔案文獻展” 吸引諸多觀眾駐足。展覽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設立”“審理南京大屠殺案”“法律的定論”三個篇章，通過一幅幅泛黃的檔案照片、一頁頁塵封數十載的庭審記錄、一卷卷厚重的研究著述，帶領觀眾重回1946年日本東京市谷那間承載著人類正義裁決的國際法庭。參加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的60多位中外專家學者共同參觀了展覽。

01

東京審判：

是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石

展覽開篇，歷史的坐標被拉回到東京審判的起點。1946年1月19日，盟軍駐日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發布《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特別通告》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標志著法庭正式誕生。根據《憲章》，法庭有權審判犯有破壞和平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的日本戰犯，并明確規定“被告系遵從其政府或上級長官之命令而行動之事實”不能免除其刑事責任。

展陳中，國際檢察局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28名日本政治和軍事首犯摘要、法庭正式開庭的現場記錄及11國法官的珍貴合影，無聲訴說著這場審判是人類文明對侵略與暴行的莊嚴問責，是戰后國際秩序的基石。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庭。圖為庭審現場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1國法官合影。前排坐者從左至右：帕特里克(英國)，克拉默(美國)，韋伯(澳大利亞)，梅汝璈(中國)，柴陽諾夫(蘇聯)，后排站立者自左至右：帕爾(印度)，洛林(荷蘭)，麥克杜格爾(加拿大)，貝爾納(法國)，諾斯克羅夫特(新西蘭)，哈那尼拉(菲律賓)

1946年6月4日，總檢察官約瑟夫·季南在開庭詞中指出：“日軍對南京占領的特征在于其有計劃地殘忍屠殺、強奸、虐待成千上萬戰俘、市民、婦女與兒童，及肆意大規模、超出軍事需要地破壞住宅與財物。這一行為通常被稱為‘南京浩劫’，在現代戰爭中史無前列。”

被告席上的日本甲級戰犯

中國法官梅汝璈表示：“我中華民族素來主張寬恕以待人，但為防止將來再有戰爭狂人出現，對這些戰犯必予嚴懲。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萬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遠東及世界和平。”

梅汝璈

02

三方證人證言：

還原南京暴行

走進第二部分“審理南京大屠殺案”，觀眾仿佛置身于80年前的庭審現場。這一篇章以大量珍貴檔案，還原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圍繞南京大屠殺案展開的證據搜集、證人傳喚、法庭質證與最終判決的全過程。

美國副檢察官大衛·薩頓、托馬斯·莫羅負責日本在華戰爭罪行調查。1946年3月至4月，他們在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及秘書裘劭恒的安排陪同下，赴上海、北平、重慶、南京等地深入調查，會晤中國政府官員、美國傳教士、醫生及南京大屠殺幸存者。1946年6月，薩頓再次到南京與證人交談，并與證人同機返回東京，同時帶回美國駐南京大使館有關侵華日軍暴行的檔案，為東京審判準備了關鍵證據。

南京大屠殺期間留守南京的唯一外科醫生羅伯特·威爾遜，成為第一位就南京大屠殺作證的證人。他在法庭上陳述：一名年僅8歲的南京男童腹部被日軍刺刀捅出“深而穿透的傷口”;長江邊成群平民被逐一槍殺，刺刀補刺以確保無人幸免，只有一名中國警察在機槍掃射后成為“僥幸存活的唯一生還者”。

羅伯特·威爾遜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用16毫米攝影機秘密拍攝了日軍暴行，留下歷史影像證據。他當庭作證：“令人難以置信地恐怖，在幾天內迅速開始了屠殺，通常是單個日本士兵，有時是30多個日本士兵一起四處游蕩，每個人似乎都掌握著生死大權，之后很快就開始了有組織的大規模屠殺，不久南京便陳尸遍地。”

金陵大學美籍教授邁納·貝茨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記錄了大量揭露日軍暴行的報告，并在法庭上陳述：“日本人進城的幾天里，我家附近的胡同和街道上到處是平民的尸體。這種屠殺的規模極大，沒有誰能夠完整描述。”

邁納·貝茨

許傳音、伍長德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與目擊者也先后走上證人席，他們的講述讓30萬遇難者從抽象數字還原為鮮活生命。

許傳音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住房委員會負責人，為救助難民做了大量工作

伍長德是侵華日軍漢中門外集體屠殺的幸存者。1946年7月26日，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控訴日軍的暴行

1946年7月31日，《人民日報》報道：“伍長德證明：他與大群的中國人走到西門等待時，他看見一群群的中國平民被命令站在河岸旁，他們被機槍射倒后，尸體便沿著河岸落在河里，那些未被射死的人，便被刺刀刺死。”

展覽還展出了外交官（日軍情報官員，1940年后為內閣情報部長）伊藤述史的證詞。他供述，戰時外國外交官與新聞界人士多次向日本政府通報日軍在南京犯下的“各種各樣暴行”，但日本軍方從未調查核實——這一證詞從加害者的視角證實了日本軍政高層對南京暴行的知情與漠視。

03

正邪之戰：

法庭內外的較量

1946年5月14日，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在法庭上首次發言，面對日方律師“宣戰前無戰爭狀態”的荒謬言論，他當庭駁斥：“1937年7月7日，日本在盧溝橋發動戰爭，一個晚上殺死數百人。隨后，日本向全中國出兵，殺死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士兵，還有兒童、婦女和無助的平民——非戰斗人員。我認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么是戰爭？”這段慷慨陳詞昭示著中國法律人捍衛正義、維護民族尊嚴的堅定立場。

向哲濬

加拿大檢察官亨利·諾蘭負責對南京大屠殺案主要負責人松井石根的質證。在此過程中，他不斷戳穿松井石根的謊言。展覽展出了由加拿大華人余承璋捐贈、我館所藏的33冊3000多頁“諾蘭檔案”的復制件。

亨利·諾蘭

檢察官諾蘭質證松井石根的部分記錄

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高文彬在東京審判期間，偶然在《東京日日新聞》上看到“百人斬”報道——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進犯南京途中以軍刀進行砍殺中國人比賽。他立即將報紙呈交中國檢察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最終被引渡至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并被判處死刑。

東京審判期間，高文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外留影

高文彬生前回憶視頻

04

定性與定論：

劊子手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1948年11月4日至12日，歷時9天，庭長威廉·韋伯宣讀判決書，以專章篇幅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從法律上作出定性與定論：“在日軍占領后的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城內和附近地區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的總數超過20萬……這一統計數字還不包括那些被焚燒的、被扔進長江的以及被日軍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尸體。”法庭對包括“攻擊南京”和“南京暴行”在內的日本侵華罪行作出了法律認定，判處7人絞刑、16人無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其中，對南京大屠殺負有重要罪責的松井石根和廣田弘毅被判處絞刑。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韋伯宣讀判決書

松井石根（1878—1948）

廣田弘毅（1878—1948）

從1946年5月3日開庭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東京審判共計出庭證人419人，779人提交了書面證詞，法庭受理證據4336件，英文庭審記錄達4.8萬多頁。東京審判法庭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以及南京大屠殺等戰爭罪行作出了法律的認定和正義的判決。

05

鐵證歸來：

跨越八十年的正義

今年4月，18件（套）“薩頓檔案”由收藏家鄒德懷正式捐贈我館。此次展覽正是這批藏品在我館的首次專題亮相。

7本泛黃的日記本是大衛·薩頓在1946年至1948年執行東京審判任務期間親筆書寫的日志，記錄了他親歷的東京審判過程。他在1946年5月3日法庭開庭之日寫道：“5月3日，星期五——東京審判首次開庭。被告席上的人顯得一派落魄，像是一群微不足道的敗者。”

大衛·薩頓

薩頓日記

此次展出的還有薩頓撰寫的系列《來自中國的報告》原件，其中《來自中國的報告：針對平民的南京暴行》長達89頁，開篇為薩頓撰寫的大屠殺概述，并收錄27份中國證人的證詞，講述他們親身經歷的大規模屠殺、強奸和酷刑的具體案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報告《暴行摘要：日軍在華所犯反人類罪（丙級戰爭罪行）1937-1945》，系統列舉了日軍在各占領區實施的屠殺、酷刑、強奸、掠奪與惡意破壞等暴行，指出這些犯罪行為持續時間長、范圍廣，且在日本軍政當局默許乃至授意下進行，構成“國家層級的戰爭模式”。

06

歷史與現實：

正義審判的時代回響

展覽還以豐富的研究文獻版塊，系統梳理了東京審判的學術成果與傳播進程。《東京審判：為了世界和平》等著作以及我館新推出的《東京審判：南京大屠殺的證據與判決》《法者大義：親友口述中的戰后審判親歷者》等新書在展覽中集中陳列。這些書刊從法律、歷史、口述等多個維度，全景呈現了東京審判的中國面孔與正義之聲。

近年來，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始終不愿正視和深刻反省侵略歷史，篡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企圖為軍國主義翻案，對東京審判的正義性與合法性進行持續攻擊。在此背景下，本次專題展覽，正是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有力回擊。這些鐵一般的檔案與史料，正是對歷史真相最有力的守護。

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楊夏鳴教授認為，本次展覽短小精悍，涵蓋了南京大屠殺案的核心內容。大量首次展出的珍貴檔案，為中外觀眾了解東京審判將松井石根與廣田弘毅送上絞刑架的歷史過程提供重要依據。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項昊宇在參觀后表示：“展覽辦得很好！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明年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90周年。我們要以史為鑒，希望有更多國際友人來參觀這個展覽。面對日本國內歷史修正主義錯誤言行層出不窮的狀況，我尤其希望年輕一代能夠了解歷史真相。這段歷史警示世界：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項昊宇

來自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觀眾Sinclair Newey在參觀完“南京大屠殺史實展”后，不禁潸然淚下。隨后，他步入“不可動搖的正義審判——館藏東京審判檔案文獻展” 。在日本向同盟國投降書上看到麥克阿瑟的簽名時，他感慨道，在他的家鄉有一座麥克阿瑟博物館。“我在高中時就了解這段歷史，但這是我第一次來到紀念館參觀，真正深刻地理解了其中的意義。”他說，“我認為人們非常有必要來參觀這座紀念館。在這里，他們能夠了解所發生的一切，以及那段歷史的慘痛程度，從而避免未來重蹈覆轍。”

Sinclair Newey

·編 輯：俞月花

·攝 影：李雪琦（除史料圖片外）

·校 審：李 凌 李雪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