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巴基斯坦而言，在美國、以色列與伊朗危機中出面斡旋，本質上是一種自我保全。推動這一角色的，是1971年的創傷，以及對地區戰爭外溢、波及本國邊境的擔憂。從伊斯蘭堡的視角看，鄰國伊朗若長期動蕩，將對巴基斯坦自身的安全與領土完整構成嚴重而直接的威脅。

一個人在伊斯蘭堡街頭漫步，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1971年仿佛就發生在昨天。關于東巴基斯坦喪失、也就是今天孟加拉國誕生的記述，在書店里占據顯著位置；圍繞那場戰爭的提法，也經常出現在政治話語、媒體評論和私人談話中。

五十多年過去，這一事件仍是巴基斯坦國家意識中最具定義性的參照點之一，也持續深刻影響著該國的戰略思維，成為關于外部干預的警示。因此，要理解巴基斯坦如何看待當前的美國、以色列與伊朗危機，就必須回到歷史，理解1971年如何影響巴基斯坦決策層。

如今，這種根深蒂固的焦慮，正在全球舞臺上顯現。近期，大量媒體報道、消息外泄以及措辭謹慎的官方表態都顯示，結束伊朗戰爭的努力或許終于接近突破，盡管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再次發出不祥威脅，稱要摧毀伊朗的民用基礎設施。

盡管障礙仍在，華盛頓、德黑蘭以及地區多國首都的普遍判斷是，談判已經進入決定性階段。這場高風險外交的核心人物，是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陸軍元帥阿西姆·穆尼爾。外界普遍將他描述為主要斡旋者，往返于對立陣營之間，試圖縮小那些幾個月前看上去仍不可調和的分歧。

5月23日，他抵達德黑蘭后，隨即有報道稱，一項“基本談妥”的協議已出現“令人鼓舞的進展”。對許多觀察人士來說，巴基斯坦軍方首腦會在過去十年最危險的地緣政治危機之一中扮演如此核心的角色，似乎并不尋常。巴基斯坦在調停上投入如此之深，直接源于1971年之后形成的那種以生存為中心的思維方式。

那場戰爭帶來的領土分裂和心理斷裂，有人將其稱為“國家恥辱”。這種記憶已經深深嵌入巴基斯坦政策與軍方建制派的心理結構之中。他們把國家生存視為最高要務，因此始終警惕任何他們認為可能形成包圍的局面，也警惕外部勢力借內部異議或族群、教派動蕩制造不穩。

伊斯蘭堡的視角看，鄰國伊朗若持續動蕩，將對巴基斯坦自身的安全和領土完整構成嚴重而直接的威脅。

巴基斯坦退役少將塔里克·拉希德·汗解釋說：“1971年的創傷在伊斯蘭堡塑造了一種持久的安全思維。它看待地區不穩定，尤其是霍爾木茲海峽這類關鍵國際水道一旦受擾或被封鎖時，不只是從外交角度出發，而是從國家安全和戰略生存的角度來理解。巴基斯坦決策者對任何可能招致外國干預、地區碎片化或戰略包圍的情形，都高度敏感。”

他還說：“自1971年以來，巴基斯坦始終警惕所謂‘雙線壓力’局面，也就是東西兩側邊境同時面臨挑戰。”

這段歷史，也解釋了巴基斯坦為何如此看重2025年5月與印度持續4天的對峙。從軍事層面看，這一事件未必改變了地區力量平衡，因為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擁有核武器。但在心理層面，巴基斯坦官員將其包裝為一個證據，證明該國已經成長為軍事強國。支撐這一說法的，是本國在外部合作下研發的先進戰斗機、網絡能力以及復雜的作戰規劃。

巴基斯坦國內的討論，并不是圍繞傳統戰爭指標展開，比如奪取了多少領土、給對方造成了多少損失，而是圍繞巴基斯坦認為自己向世界展示了什么。塔里克·拉希德·汗少將說，在經歷了長期被外界主要從恐怖主義、或依賴外部靠山——從美國到其他大國——的視角來審視之后，伊斯蘭堡試圖把自己重新定位為“一個具有建設性的地區利益攓關方”。

他將巴基斯坦描述為“競爭性大國之間的一座潛在橋梁”，也是一個“能夠同時與包括美國、其他主要國家和俄羅斯在內的全球主要行為體打交道，并主張地區穩定與沖突降級的國家”。因此，這場與印度持續4天的戰爭，在巴基斯坦自己的敘述中，是一個宣示性時刻：巴基斯坦已經登場。

不過，這種“已經登場”的感覺，并不意味著它可以免受外溢風險影響。伊朗局勢一旦再度升級，很快就可能引發大規模難民流入巴基斯坦本已承壓的邊境地區，并加劇跨境不安全局勢。它還可能擾亂連接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貿易通道，以及兩國之間的非正式經濟網絡。

俾路支族群分布在邊境兩側，既有親緣聯系，也存在公然無視國家邊界的武裝活動。西北方向的阿富汗，同樣處在這套動蕩的安全方程之中，一個地區的不穩很快就會蔓延到另一個地區。伊斯蘭堡和德黑蘭都對喀布爾的塔利班政權，以及“伊斯蘭國呼羅珊省”不斷上升的威脅保持警惕。

這正是為什么說，對巴基斯坦而言，調停具有生存意義。伊斯蘭堡并不是要拯救伊斯蘭共和國，也不是想幫特朗普擺脫一場魯莽對抗帶來的反噬。它真正想做的，是確保地區戰火不要燒到自己家門口。

巴基斯坦積極充當溝通者，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今年3月，伊斯蘭堡召集了一場會議，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等傳統中東大國都出席，試圖為走出這場沖突尋找路徑。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這顯示巴基斯坦開始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不再是外圍旁觀者，而是房間里的“老大哥”，或者像一位評論人士所說的那樣，是“并肩作戰的兄弟”。其底氣之一，在于它是唯一一個穆斯林占多數的核武國家。

這個國家也曾出現過什葉派領導人，例如貝娜齊爾·布托和她的父親佐勒菲卡爾·布托。因此，巴基斯坦擁有能夠就這一人口群體相關共同利益，與什葉派主導的伊朗溝通的什葉派政治人物，并不令人意外。

此外，巴基斯坦與沙特阿拉伯的防務協定，在下一階段和解中也將發揮重要作用，有助于拉近利雅得與德黑蘭，緩和這兩個海灣地區競爭對手之間長期借教派差異來推進各自世俗權力投射利益的局面。

如果忽視巴基斯坦在其他復雜局勢中的歷史角色，就會覺得它在解決伊朗危機上的投入顯得過度。1971年，伊斯蘭堡曾幫助推動理查德·尼克松任內的美中破冰；此后，它又參與圍繞蘇聯從阿富汗撤軍的復雜努力，并最終促成1988年的《日內瓦協議》。

如果伊斯蘭堡認為自己在當前進程中不可或缺，原因很簡單：如果伊朗燃燒起來，巴基斯坦也會感受到熱浪。當然，前方既有風險，也有機會。最終結果可能帶來雙方在打擊跨越共同邊境活動的俾路支恐怖網絡方面的合作，也可能推動雙方在應對阿富汗不穩和“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威脅上形成更協調的做法。

對德黑蘭和伊斯蘭堡來說，長期來看，雙方還存在防務協調以及通過阿拉伯海聯通走廊推進海上貿易整合的前景。如果調停成功，不僅能緩和緊張局勢，也可能重新校準這兩個關系時常緊繃的鄰國之間的互動方式。當然，伊斯蘭堡也希望，未來華盛頓會把巴基斯坦當作值得信賴的調停者，用于處理西亞其他沖突。

這就是當下驅動巴基斯坦行動的現實盤算。大火一旦燒起，往往不會局限在原地；而在阻止火勢蔓延這件事上，最終最有可能獲益的，正是巴基斯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