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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西方恐懼的“中國產能”，正是中國和平改變世界的力量

為什么中國要在世界處于“收緊”的氛圍中，仍堅持推行“單邊開放”？對于西方鼓吹的“中國產能過剩論”等論調，我們又應抱以何種心態？

在接受《北京日報》旗下“長安街知事”專訪時，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要保持清醒認識和自主判斷。西方所恐懼的，往往正是中國的優勢。面對西方的一些話術，中國不必被其牽著走。

4月23日，一列裝載汽車配件、機械機具等貨物的中歐班列在重慶團結村站順利發車。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舊秩序的解體具有歷史必然性，中國對未來世界秩序的建構負有重要責任，也擁有越來越大的話語權。在他看來，中國應該走什么路線，關鍵要從自身優勢出發。當前，中國最大的優勢是產能。西方最為恐懼的所謂“中國產能”，實際上正是中國和平改變世界的力量之一。

談及“單邊開放”，鄭永年教授認為，“單邊開放”是中國同時實現內外部目標的有效方法。從內部看，開放有助于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并在國際層面吸引生產要素；從外部環境看，在國與國之間協商愈發困難的背景下，單邊開放也是化解美西方推動地緣政治兩極化的有效方法。與此同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最大單一市場，中國推進單邊開放，本身也是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的重要國際公共品。但需要注意的是，單邊開放并不是無條件開放，而應是自主的單邊開放，即由中國自主決定開放哪些領域、以何種方式開放。

針對西方長期炒作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和“中國產能過剩論”，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要保持清醒認識和自主判斷。西方所恐懼的，往往正是中國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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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十五五”大灣區核心任務是細化落地規則

5月29日，廣州 “十五五” 規劃綱要正式發布，對新一輪城市升級、灣區協同、樞紐經濟、產業出海等核心發展路徑指明方向。鄭永年教授在接受《中國經營報》等媒體采訪時表示，大灣區下一階段的核心任務，是細化落地細則、疏通微觀堵點，以精細化機制改革夯實灣區一體化根基。

《廣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十五五”時期，廣州全市地區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5.0%左右，2030年GDP達4.5萬億元人民幣左右。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大灣區當前最大的短板，主要集中在微觀規則對接、機制銜接、人才流動等軟性環節。下一階段的核心任務，是進一步細化落地細則、疏通微觀堵點，以精細化機制改革夯實灣區一體化根基。

在他看來，港澳發展的核心方向仍是全面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關鍵在于找準錯位分工，實現優勢互補。香港在基礎科研和金融服務方面具有優勢，珠三角九市則擁有完備的產業體系、制造能力和豐富的應用場景。大灣區應推動“基礎科研+應用技術+金融賦能”有機結合，打通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閉環，培育新質生產力。同時，在“一國兩制”背景下，更需要建立政府、企業、媒體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常態化協同機制，著力解決跨區域產業合作、資源調配和規則銜接問題。

對于包括灣區企業在內的中企出海，鄭永年教授認為，中國優質新型產能具備全球適配性，應堅定推動全球化布局。但也需要注意到，企業出海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不能僅依靠法律兜底，更需要地方政府、灣區集群和專業服務體系形成聯動，為企業應對地緣政治、本土保護和非市場化風險提供全方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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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游艇自由行是灣區軟聯通的“下一程”

5月29日，國務院批復同意自即日起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暫時調整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事務擔保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登記條例》的有關規定，對經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指定口岸暫時入出內地且僅限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實行免擔保和臨時船舶國籍登記政策。這也意味著符合條件的港澳游艇能夠實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自由行。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游艇自由行可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的“下一程。

鄭永年教授指出，“建設世界一流灣區的關鍵，就在于強化規則對接、機制銜接，而規則和機制，都是‘軟聯通’的核心要素。”在他看來，游艇自由行可以成為粵港澳大灣區“軟聯通”的“下一程”。

《廣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年）》賦予廣州“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城市”的定位，廣州“十五五”規劃綱要也提出發展樞紐經濟、建設白云國際機場國際商務合作區、打造“鏈接東盟、面向世界的南方樞紐”。這些部署的核心目標，正是增強廣州在全球資源配置體系中的節點功能。這一定位正是廣州發展游艇產業、拓展海洋經濟的重要依托。

在鄭永年教授看來，在當下經濟發展中，交通流量既是消費動能，也是發展勢能。未來應暢通穗港澳游艇自由行，并拓展至新加坡、印尼、馬六甲海峽等遠洋通航場景，進一步激活海洋經濟活力，助力廣東建設海洋強省，持續提升廣州國際樞紐輻射能級。法國巴黎、美國波士頓，乃至新加坡等地，到處都有游艇碼頭，廣州在發展游艇產業方面同樣有著廣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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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式現代化是對西方現代化的創新性修正

西方式現代化正面臨近代以來最嚴峻的挑戰，非西方國家對西方式現代化的認同也在動搖，世界范圍內由此形成了“現代性危機”。在鄭永年教授看來，中國“五位一體”的現代化定義，既是對西方模式的創新性修正，也為其他文明探索適合自身國情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可參照的“開源”范本。

學生們在河南安陽紅旗渠紀念館參觀。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中國文明的第一性原理，包括世俗主義、人本主義、社會自然法、實質平等主義、實用主義和實事求是，以及更為重要的文明主體主義。這些文明基因以近乎“看不見的手”的方式，引導并呵護著中國式現代化；而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又反過來豐富和強化了中國文明。

在他看來，當前世界危機的核心，是西方式現代化危機及其引發的現代性認同危機。今天，曾經支撐國際秩序的西方硬實力基礎正在削弱，非西方世界對西方軟力量的認可也在動搖。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已經展現出新范式的意義。

黨的二十大提出的“五位一體”現代化定義，體現了對西方式現代化的創新性修正。其中，14億多人口的現代化強調人的主體地位和高度組織化的集體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對西方“富而不公”的修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避免了西方式現代化中的精神危機；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超越了西方“先破壞后環保”的道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則旨在規避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式現代化所帶來的災難。

鄭永年教授進一步指出，西方現代化經驗被固化為不可修改的意識形態，并被強行輸出到非西方世界時，就從“開源”變成了“閉源”。中國則始終堅持以中國為主體，把現代化視為一種可以學習、修改并適應本國文明、文化與國情的經驗，而不是強加于中國之上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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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吸引力，讓越來越多國家“向東看”

從去年12月至今，法、英、美、俄四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領導人相繼訪華，加拿大、德國、西班牙等國領導人也密集到訪，呈現出更強的現實指向：外國政要走進新能源汽車、機器人企業，乘坐高鐵，考察地方發展實踐，試圖多個層面重新認識中國。這背后折射出怎樣的國際秩序變化以及中國外交的新定位？

5月17日，參會者在第十屆中國—俄羅斯博覽會現場參觀。圖源；新華社

鄭永年教授指出，大國是國際秩序中的“大個子”，其關系穩定與否直接影響世界格局。中美關系形成新的定位，中俄關系達到歷史最高水平，能夠為世界注入穩定預期，給國際社會吃下“定心丸”。

鄭永年教授認為，中俄關系的高水平和可持續性，體現了新型國際關系不同于冷戰式集團化、陣營化和盟友體系的鮮明特點。中國參與多邊機制，并不是基于共同“敵人”而抱團，而是堅持問題導向，圍繞各國共同面臨的發展、安全、文明和治理危機尋求合作。大國要真正發揮作用，既要有實力，也要有價值觀和美德。

在雙邊合作層面，鄭永年教授認為，中俄應發揮彼此比較優勢，重點拓展民生經濟、科技應用、企業合作、青年交流等領域，把高水平政治關系進一步轉化為更加厚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俄羅斯在數學、科學等領域具有傳統優勢，中國則擁有龐大的民生經濟體系和豐富的應用場景，雙方合作潛力巨大。

鄭永年教授進一步指出，越來越多國家選擇“向東看”，既是因為中國國際地位上升，也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展現出獨特吸引力。外國領導人深入了解中國技術、治理、社會和文化，是為了尋找中國為何能夠發展、又如何同中國開展合作的答案。市場和穩定如今已成為稀缺資源，而中國鼓勵各國“搭順風車”，分享發展機遇，推動雙贏、多贏、共贏。這與“你輸我贏”的零和博弈理念完全不同，也體現了中國真正倡導的新型游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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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是關乎國家文化安全與話語權的戰略任務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在廣東社科理論界引發熱烈反響。在接受《南方日報》專訪時，鄭永年教授指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是學術命題，更是關乎國家文化安全與話語權的戰略任務。

《南方日報》5月20日頭版文章《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在廣東社科理論界引發熱烈反響》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鄭永年教授指出，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不僅是學術命題，更是關乎國家文化安全與話語權的戰略任務。

鄭永年認為，要強化“問題導向”的研究意識，不斷嘗試從中國自身的實踐經驗中提煉概念與理論；推動“以我為主”的話語轉化，有意識地構建融通中外的中國敘事；擁抱“數智時代”的方法創新，致力于將中國豐富的實踐經驗轉化為人工智能時代的“中國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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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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