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利亞正面臨全球最嚴重的失蹤人口危機之一。敘利亞政府估計，在近五十年里，這個約2300萬人口的國家有130000至300000人遭到強迫失蹤，其中大多數發生在2011年之后。這使敘利亞無論按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比例來看，都屬于全球受影響最嚴重的情境之一。

自從阿薩德政權垮臺，為應對這場危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窗口。敘利亞境內首次具備了開展失蹤者搜尋工作的條件，也首次能夠在他們自己的國家直接接觸失蹤者家屬。

敘利亞還設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機制，專門負責查明失蹤者的命運和下落，即敘利亞失蹤人員國家委員會。該機構于2025年5月通過總統令成立。

作為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失蹤人員獨立機構負責人，我親眼見證了這項挑戰的規模，也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正在出現。該機構由聯合國大會于2023年設立，任務是查明失蹤者下落并支持其家屬。

幾十年來，世界各地失蹤者家屬一直在主導尋找親人的努力，要求真相、正義與承認。承擔這一重任的絕大多數是女性。她們不知疲倦地尋找家人，這一過程既痛苦又耗竭。家屬要求得到明確而及時的答復——但這個“及時”，卻被拉長到了令人難以承受的程度。

正是這些家屬的動員，成為推動規范和制度發展的主要力量，包括法律和條約的通過、國家和國際專門搜尋機制的建立，以及公共政策的發展。

國際社會和各國已經將強迫失蹤確認為一種獨立的侵害行為。其定義是：國家代理人，或經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的個人或團體，剝奪他人人身自由，隨后拒絕承認這一剝奪行為，或隱瞞該人的命運與下落。“失蹤者”的概念則比強迫失蹤更寬。

它不僅包括因國家行為體或非國家行為體實施的犯罪或侵犯人權行為而下落不明、命運未卜的人，也可以包括在沖突、暴力、動蕩、制度崩潰或自然災害情境中被推定失蹤的人。這一更寬泛的概念，更貼近家屬面對的現實，也更符合在不同情境中尋找成千上萬失蹤者的實踐者所面對的現實。

幾十年的集體經驗表明，要有效應對大規模失蹤現象，必須把基于證據和實踐的知識轉化為具體行動。多數擁有數萬乃至數十萬失蹤者的國家，都已建立或原本就設有專門的非常規搜尋機制，形式包括國家機制、國際機制或混合機制。

我們也知道，尋找失蹤者不僅是一項倫理或人道工作，它本身也具有政治、財政、技術層面的屬性，最終還會帶來深層次的社會轉變。失蹤問題滲透整個社會。以負責任的方式、依據經過驗證的方法來應對這一問題，是穩定與和平建設進程中的核心環節。

比較經驗顯示，全球范圍內對失蹤者搜尋仍存在不少誤解。比如，有人認為這項工作可以很快完成；認為亂葬坑可以或應該立即開掘；認為脫氧核糖核酸是唯一解決方案；認為一個數據庫就能解決問題；或者認為只要有資金或實驗室，問題就能處理好。

根據我領導、協調和為國家搜尋機制提供咨詢的經驗，在數萬乃至數十萬人下落不明的情境中，要提高向家屬提供答案的可能性，有四個要素不可或缺。第一，國家和國際社會都必須具備真正的政治意愿。第二，必須持續努力，與失蹤者家屬以及更廣泛的相關方建立并維持信任。第三，相關各方之間必須盡可能廣泛地獲取和共享信息。第四，必須建立并實施專門面向大規模搜尋行動的技術方法和程序。

國家層面的政治意愿，首先意味著承認失蹤危機的存在，并認識到這一危機需要非常規、專業化的機制來應對；意味著真誠地與家屬接觸；制定專門立法并改革現有法律；化解制度之間的緊張關系。

這還意味著投入足夠資源，建設制度基礎設施，培養專業化的國家能力，并采用大規模搜尋的方法。歸根結底，只有建立起一個穩固的制度框架，并以持續的法律授權和可靠資金為支撐，搜尋進程才能穩定而有效地推進。

這種參與既要體現在政治上，也要體現在資金上，以支持一項清晰的公共政策，去應對一個短期、中期和長期都需要推進的大規模、多學科進程。它還要求采取具體措施，推動國家與國際相關方之間的信息共享。

在擁有數千起案件的情境中，尋找失蹤者從來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面臨失蹤危機的國家，往往還同時承受更廣泛的挑戰，尤其是在持續沖突或轉型時期，敘利亞顯然就是如此。

這些緊迫需求包括財政、醫療、住房、教育、基礎設施和安全問題，也包括對真相與正義的訴求。在推進失蹤者搜尋的同時回應這些問題，是修復社會結構、避免悲劇重演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有相關行為體之間的信任越高，信息流動就越順暢，程序推進就越快，向家屬提供答案的可能性也越大。家屬和公民社會組織掌握的信息與長期積累的知識，以及他們的參與和信任，都是任何搜尋過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在暴力和政治轉型交織的情境中，國家當局與失蹤者家屬之間建立信任并不容易，但并非做不到。

搜尋過程通常必須調動廣泛的國內機構，包括檢察機關、司法機構、法醫服務部門、執法機關、軍事機構、民事登記機構、立法行為體以及專門搜尋機制。這些機構之間的信任至關重要，它關系到能否獲得信息、能否有效推進程序，也關系到國家回應是否可信、是否協調一致。

在國際層面，專業機構之間也必須能夠協調并共享信息。國際行為體之間的信任，不僅會影響搜尋工作的結果，也會影響持續獲得資金和政治支持的前景。

要維持這一層面的合作與信任，關鍵在于國際行為體必須承認并尊重國家對搜尋進程的主導權，同時也要牢記，國家當局對這場危機負有首要責任。毫無疑問，建立信任，首先要承認搜尋進程應由國家層面主導，因為國家當局負有首要責任，而且掌握獲取信息的最大可能性。

國家當局也必須認識到，這一過程不可能在孤立狀態下完成。國際層面幾十年積累的經驗，必須被認真吸收并共同運用，目標是盡快向失蹤者家屬提供答案。

從根本上說，失蹤問題在多數情況下都伴隨著信息被有意壓制，或者在事實上被切割和分散，不論這些信息來自何處。相關材料可能存在于官方檔案、證人證詞、新聞調查、行政記錄或其他資料庫中。

每一類材料都只是局部痕跡，把它們拼在一起，才構成一幅復雜的拼圖。沒有任何單一行為體掌握全部碎片；而即便掌握某些關鍵碎片的人，也不總愿意分享。

全球大量失蹤者案件表明，如果信息能夠集中管理，或者實現實時共享，許多失蹤者本可能在幾天或幾個月內被找到，而不是拖上數年。這些例子說明，信息共享不是抽象問題，它會直接而具體地影響家屬。

但迄今沒有任何國家成功建立起統一而全面的失蹤人口數據庫。相關信息仍分散在不同行為體手中，原因涉及法律、倫理、技術和政治等多個層面。

家屬和公民社會組織往往對當局或其他負責支持他們的行為體抱有深刻不信任。國家當局——包括檢察機關、軍事機構、警察力量、醫院和拘押中心——經常以數據保護、檢察保密或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彼此共享信息，也常常不向家屬提供信息。

即便已經設有專門搜尋機制，信息依然是碎片化的，仍需要持續的法律、技術和政治努力，才能實現協調與共享。國際組織同樣面臨限制，包括其授權范圍的局限、缺乏家屬同意，或者有時公民社會行為體不愿與其共享信息。

過去三十年里，圍繞數據保護和數據共享的討論與規范框架有了顯著發展。但這些討論和框架，仍未充分回應尋找失蹤者這一人道主義任務的特殊性。它需要一種不同的分析和操作路徑，同時又常常與刑事司法體系和檢察機關發生交叉。

在建立全面機制之前，所有參與搜尋過程的行為體，至少應當在一套結構化安排下運作，明確由哪個機構掌握哪一類信息。哪怕只是知道某個特定機構正在積極尋找某個具體失蹤者，這本身也是為家屬和社會生成答案的重要第一步。

因此，核心挑戰在于建立溝通渠道，弄清楚誰掌握什么信息，以及這些信息如何有助于找到失蹤者。搜尋本質上是一項集體事業，誰都無法獨自完成。

在尋找失蹤者這件事上，敘利亞提供了一個機會：把全球過去經驗中最有價值的教訓真正用起來，避免重復同樣的錯誤。對我們這些親歷過或親眼見證過這些過程的人來說，分享這些經驗是一種道義責任。

必須記住，這項工作關乎被懸置的人生——不僅是失蹤者的人生，也包括那些在痛苦中等待他們歸來的人，以及因他們缺席而承受創傷的整個社會。

敘利亞人開始重寫自身歷史、為不同的未來打開希望通道，僅僅一年多之后，盡管地方和區域層面仍有許多挑戰，新的可能性已經開始出現。十六個月前，人們還無法想象能夠直接在敘利亞境內開展搜尋工作，也無法想象會建立起一個專門承擔這一任務的國家機構，并讓國家與國際行為體開始與之合作。

今天，當我們與家屬和伙伴一道落實廣泛授權時，失蹤人員獨立機構也正在與敘利亞失蹤人員國家委員會共同推進具體項目。通過這些項目，并基于必須在所有參與者之間建立可信網絡這一認識，各方正在分享操作和方法層面的經驗，也在為失蹤者搜尋及其家屬援助所需的技術、法律和程序框架建設提供支持。

正如家屬經常提醒我們的，尋找失蹤者不能停留在言辭上，而必須落實為行動。這同樣也關乎過程。重建一個國家、建立制度、實現社會和解，都是分階段展開的過程。尋找失蹤者也不例外：它是一項集體事業，需要清晰的方法論，需要以多學科的大規模搜尋路徑為基礎，也需要信息獲取、信任和政治意愿。

尋找失蹤者是一項復雜、集體、長期且根本上具有人道性質的工作。查明失蹤者情況，也與家屬享有真相權有著內在聯系，應當被理解為廣義上的正義議題。這項工作還必須與國家重建相關的諸多任務并行推進。我們的責任，是幫助落實一個中長期的一體化、包容且方法上扎實的進程，同時支持失蹤者家屬。

毫無疑問，前方仍有漫長道路。但在這個擁有深厚歷史的國家里，希望、緊張與挑戰并存，過去與當下的訴求相互交織，其中有一點格外清晰：家屬尋找親人的不懈決心，以及一個努力重建自身社會所展現出的韌性。真相，以及尋找所有失蹤者的努力，是任何有意義的集體療愈與賠償進程中的根本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