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收到有關新四軍冤情的舉報信，深感此事責任在于項英，難以釋懷嗎！

1937年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在皖南的小鎮云霧間悄然掛牌。一紙命令，要把鄂豫皖、大別山一線的各路紅軍游擊隊統合起來。駐守岳西山區的高敬亭首先被點名。這個只比部下大幾歲的司令員向部隊揮手時，山風卷起他那件舊棉衣，誰都看得出他對即將到來的改變并不輕松。

高敬亭不是無名之輩。黃麻起義后，他曾在鄂豫皖根據地硬生生頂過五次大圍剿，三年里，部隊從數百人打到上萬人。1935年，他率隊夜襲巢縣城外的余誼密，七發子彈結束了那位安徽省財政廳長的性命，第二天便揚名大別山。當時衛立煌不得不電報南京請求“暫緩進剿”，給了游擊區難得的喘息。

正因為有這份戰功，改編時葉挺點將：“第四支隊司令員，由高敬亭擔任。”高愣了一下，仍舊工工資格地一敬禮，回頭對政委鄭位三說：“從此，咱得學會穿黃呢軍裝了。”他笑得豪爽，卻掩不住心底的惴惴。畢竟，地方游擊隊轉成國民革命軍番號，條令多了，碼頭多了，老兄弟們能不能適應，誰也沒底。

翌年5月12日，蔣家河口的槍聲震響巢湖岸。高敬亭那支四千人的隊伍，卡住日軍輜重線，打了五個小時，繳獲大炮三門、騾馬百余匹。這是新四軍打出去的第一場硬仗，軍部電文表揚，卻也緊跟著傳來命令：全支隊東進，與兄弟部隊會合，統一行動。

可在大別山摸爬滾打太久，高敬亭下意識替鄉親們盤算：一旦全撤，敵偽卷土重來，誰來護得住這些山村？他于是打了折扣，留下一部掩護，帶主力磨蹭前行。項英在廬江召集會議，臉色沉得嚇人：“軍令如山，誰給你自主更改的權力？”高敬亭沉默良久，只說一句：“部隊走了，老百姓怎么辦？”空氣里能聽見針掉地的聲音。

意外接踵而至。第七團團長楊克志和政委曹玉福夜半叛逃，帶走一百多人，槍械百余支。江北指揮部炸鍋了，覺得高敬亭已無法駕馭部隊。審訊會上，項英冷聲道：“紀律若失，何以為軍？”高低頭不語。鄭位三小聲勸解：“要不寫份檢討？”高擺手：“讓他們把槍交回來，比什么檢討都強。”

1938年10月20日，青龍場荒地槍聲三響，這位31歲的司令員倒下。事后，有人悄悄議論：“聽說陜北剛來電，要把他調去整訓，可惜晚了。”傳言真假難辨，但“晚了兩個時辰”的說法在軍中流傳多年。

此事很快被戰火掩埋。新四軍忙著東進，忙著應對日偽與頑軍的夾擊，無暇多想一個已成往事的名字。直到1975年盛夏，高敬亭的女兒高鳳英在總后醫院寫下長信，寄往中南海。一頁一頁，細述父親的功與過：“如有錯誤，請中央定罪；若無大罪，請還清白。”她說，“女兒不求職務，只求一句公道。”

那年9月，高齡的毛澤東批閱此信，眉頭緊鎖，對身邊人輕聲道：“這件事，得弄清。該由誰負責，早晚要說清楚。”隨后，中央組織幾路人去安徽、湖北、北京多方查檔。結果很快擺在桌上：高敬亭確有聚軍抗敵之功，處置時程序欠缺，多名見證人并未到場。處理決定偏重，槍決理由難以服眾。

1977年4月，中央下文，宣布撤銷當年處分，追認高敬亭為革命烈士，家屬待遇與其他烈士同等。那封斑駁的家書被收入檔案，旁邊夾著最新批復。有人感慨：“是非從來跑不贏時間，但真相終究會追上來。”對烈士陵園里那塊悄然立起的新碑，沒有隆重的揭幕式，只有幾位老戰士默默行禮。青山靜默，大別山的林風掠過石碑，像是替舊日的槍聲作結，也像是提醒：軍令和人心，兩者都沉重，卻都不可輕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