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徐志摩明明不愛結發妻子，卻依舊夜夜同眠，同房后妻子懷孕他又為何不想要孩子？
1921年秋天，劍橋中國同學會的禮堂里燈火通明。臺上，24歲的徐志摩揮手談“愛的自由”，臺下的留學生鼓掌叫好。一位男同學悄聲說：“志摩真敢講。”另一位卻撇嘴：“他可把夫人留在宿舍燒飯呢。”短短一句，揭開了一樁門當戶對、卻暗藏齟齬的婚姻。
那位被留在沙士敦公寓的夫人，正是同行一年多的張幼儀。她每天凌晨五點起身，先翻幾頁英文報紙，再去市場買菜、生火、手洗尿布。屋里只有她和腹中孩子，窗外是霧氣繚繞的康河。偶爾鄰居老太太打趣：“中國太太真能干。”她只能笑笑，英語還蹩腳，笑容里卻藏著困頓。
兩年前的上海，徐家和張家聯姻，喜樂鑼鼓震動一條弄堂。新人沒有時間戀愛，連蜜月都被留學船票搶走。輪船駛出吳淞口時，張幼儀裹著斗篷，努力在甲板上找丈夫的身影；徐志摩卻埋頭在艙房里修改他的論文。那一刻，婚書雖在，但兩條平行線已畫出。
真正的裂縫，源自一封來自上海的短電報——“喜，懷身孕”。張幼儀報喜，徐志摩卻愣住。他在日記里寫：“孩子將是絆腳石。”連夜，他獨自走到康河邊，風里夾著草木氣息，他忽然感到“自由”與“責任”在拉扯。第二天，他對妻子低聲說道：“孩子的事，再想想可好？”張幼儀泣而不語。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段時間，遠在倫敦的林徽因隨父親歐游，短暫停留。徐志摩聞訊后，連夜乘火車趕往泰晤士河畔。同行友人提醒：“別忘了家里還有孕婦。”他只揮手說：“旅行能讓人清醒。”這趟“清醒之旅”，卻在日后被視為婚姻轉折的暗線。
11月一個風雨夜，張幼儀突然早產。隔壁印度同學古瑪聽到呼救，用生硬的中文安慰她：“別怕，孩子快來了。”嬰兒啼哭蓋過了劍橋的鐘聲。那是個7個月的男嬰，取小名“彼得”。生產的第二天，徐志摩才從倫敦趕回。他站在病床前，禮貌而疏離，像對待一位病人，而非自己妻兒。
不久之后，徐志摩提出回國繼續學業。甲板上，他只抬著一個皮箱，提前下船。張幼儀抱著襁褓中的嬰兒，被舅父接走。兩人在上海并肩留影，那是最后的合影，卻更像一次例行公務。半月后，他們分居的消息在同儕之間悄然傳開。
回到國內，徐志摩很快沉浸在新的詩與新的情感之中。張幼儀先是留在家鄉教書攢學費，隨后遠赴德國哥廷根大學攻讀商業經濟。她剪掉長辮，第一次穿上及膝裙，坐進男女混合的課堂。三年后，她成為國內獲得商業學位的首位女性，回國后又在銀行里挑大梁。有人問她：“后悔嗎？”她搖頭，“要緊的是自己能站得住。”
這一對昔日伴侶從此分道揚鑣。徐志摩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浪漫的傳說，張幼儀在人生表里完成了悄無聲息的重生。留學地那間昏暗的廚房、那張逼仄的小床，曾經鎖住她的也推著她邁出第一步。傳統婚姻帶去的責任失衡，被陌生的海外環境無限放大，最終催生了決裂，也意外催出了一個女性的獨立意識。彼時的英倫秋風早已散去，但那場關于“自由與擔當”的時代習題，至今仍在史冊中留下一道長長的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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