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島。
炮火像犁地一樣把這座小島翻了個遍。
登陸艇搶灘，步兵沖上去清剿殘敵。
不到一天，這座被蔣介石稱為“反攻大陸跳板”的要塞就被拿下了。
打掃戰(zhàn)場時，有人在山腰一個被炸塌的碉堡里拖出一具軍官尸體。
消息傳到指揮所，華東軍區(qū)參謀長張愛萍輕輕說了句：“二十年的賬，清了。”
這個被擊斃的軍官叫王生明，一江山島的防衛(wèi)司令。
張愛萍嘴里的“賬”，要倒回1935年江西會昌那片叫天門嶂的深山。
1935年3月，江西會昌天門嶂。
一支數(shù)百人的紅軍隊伍在山路上摸黑前行。
他們斷糧好幾天了，靠野菜野果充饑，身上能稱得上武器的只有些老套筒和梭鏢。
帶隊的是兩位軍團級將領。
賀昌，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留守蘇區(qū)的第三號人物；
李翔梧，紅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部長，在蘇聯(lián)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過，通曉四國語言。
中央紅軍已經(jīng)長征走了，他們奉命留守蘇區(qū)牽制敵人。
主力一走，老蔣調(diào)了幾十萬大軍把蘇區(qū)圍得鐵桶一般。
眼看包圍圈越縮越小，補給徹底斷絕，再困下去就是全軍覆沒。
這支隊伍的任務是殺出一條血路，往福建方向突圍，給留守紅軍蹚出一條生路。
濂江邊，隊伍被偽保長發(fā)現(xiàn)了。
先頭部隊剛過江，伏兵就從四面八方涌出來。
子彈打光，賀昌身負重傷。
他用最后一顆子彈抵住自己的太陽穴，扣了扳機，時年29歲。
李翔梧帶著幾個戰(zhàn)士沖出去，被困在深山。
兩天后敵人地毯式搜山，他身中數(shù)彈，為了不拖累戰(zhàn)友，結(jié)束了自己的生命，時年27歲。
這兩位紅軍高級將領，在同一天同一片山林，雙雙飲彈自盡。
指揮這場伏擊的，是國民黨第8師的一個中尉連長，叫王生明。
他是湖南祁陽人，14歲參軍，打過北伐，打過南京戰(zhàn)役，在抗日戰(zhàn)場上也立過功。
他太清楚紅軍想從哪走了。
會昌天門嶂，閩粵贛三省交界的咽喉，從江西往福建突圍，必過此地。
他帶兵提前埋伏在深山里，等賀昌和李翔梧的部隊穿過濂江鉆進這片密林，伏兵齊出。
賀昌和李翔梧，紅軍留守蘇區(qū)的最高指揮員之一，就這么被一個中尉連長逼死在這片荒山野嶺。
王生明憑著這筆血債步步高升。
到1949年，他已經(jīng)是將級軍官。
老蔣敗退臺灣，一江山島成了他封鎖大陸、伺機反攻的前哨陣地。
他把島上建得固若金湯——明碉暗堡一百多座，火力網(wǎng)層層疊疊，王生明親自坐鎮(zhèn)。
老蔣放心，沒人比他更死硬了。
他沒想到，解放軍早就不是當年那支缺槍少彈的游擊隊了。
1955年1月18日，張愛萍指揮華東軍區(qū)陸海空三軍協(xié)同登陸，
出動轟炸機、艦炮、登陸艇聯(lián)合作戰(zhàn)。
這是我軍歷史上首次三軍聯(lián)合作戰(zhàn)。
守軍拼死頑抗，王生明親自端著機槍沖出指揮所，被炮彈彈片擊中后死在亂石堆里。
張愛萍是紅軍出身的老革命。
他知道賀昌，知道李翔梧，知道1935年天門嶂那場伏擊。
20年前王生明欠紅軍的血債，20年后新中國的軍隊在另一個島嶼上，
用炮火替那支斷糧、重傷、彈盡援絕、死在深山老林里的隊伍討了回來。
賀昌、李翔梧當年在天門嶂啃著樹皮野草向福建方向突圍時，
王生明正趴在山上等著他們。
他大概以為消滅了那兩個紅軍大官，就能讓這支窮得連鞋都穿不起的隊伍徹底散掉。
他錯了。
那兩個人倒下了，可張愛萍們走完了長征，打跑了日本人，打贏了三大戰(zhàn)役，
建起了一支能海陸空協(xié)同登陸的強大軍隊。
20年后，他們帶著轟炸機和登陸艇回來了。
子彈可以穿透一個紅軍的胸膛，但它擋不住成千上萬個紅軍走向勝利的腳步。
你們覺得，王生明到死有沒有后悔過當年那場伏擊？
或者說，當一個人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哪怕再勇猛、再死硬，最終的結(jié)局是不是早已寫在開始的那一刻？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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