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少年因父親打耳光憤然離家，十九年后帶妻回家探親，家中只看到哥哥與嫂子！
1929年仲春，贛江水位剛過石階，吉安城外的佃農正為來年種子發愁。地主要六成實收，欠租的賬簿壓得人喘不過氣，無地戶只能把孩子往城里送。吳家就是如此：老父在碼頭挑擔多年，總算湊錢贖回三間舊屋，卻依舊沒有一壟自留地。
家里長子早年去油坊做學徒，勉強糊口；次子吳富善十六歲，被送進布行“學手藝”。所謂學藝，說白了就是雜役：挑水、燒火、通宵守柜，挨罵多，動剪刀少。晚上伙房燈昏，他常聽年長伙計議論城里貼出的標語——“打倒土豪劣紳”。那一年，南昌方向的槍聲隔幾日就能傳來。貧與困撞在一起，少年腦子里便有了“換個天地”的念頭。
1927年的“四一二”清黨使大批地下組織轉入山鄉。贛西南特委在萬安、永豐一線招募隊伍，宣稱要“插紅旗到吉安”。吳富善悄悄跟上去，冬夜里宣誓入黨。部隊初成規模時不過數百人，卻敢在蔣馮閻混戰正酣時摸向吉安外圍，點燃了漫山松脂火把。火光照著青年的臉，他第一次覺得自己不再是布行里遞茶水的小伙計。
轉年夏天，部隊在禾口圩休整。家里的親戚帶來口信：“你爹找你，務必回趟家。”那晚，父子倆隔著一盞桐油燈低聲交談。老父說：“咱家好不容易有瓦遮頭，你別再折騰。”兒子回答：“要是大家都怕折騰，窮人何時抬頭？”父親嘆了口氣，又壓低聲音：“造反是要殺頭的，你哥嫂還在等你撐門。”燈花炸響，他揚手給了兒子一巴掌。屋外的蟲鳴突然停了，空氣僵住。父親抖著手放下話：“從今往后，你的事我管不了。”青年默默背起卷打，拂曉前踏上南去的山路。
自此十九年，南昌、瑞金、遵義、延安，地圖上的紅線像是被風吹動。突圍時饅頭掰成三份，行軍時腳掌磨出水泡，幾次子彈擦頸而過。長征落腳陜北后，番號更迭，地方隊伍并入中央紅軍序列；抗戰爆發，又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一部。1942年他從太行山給家中寄出短短數句：“平安。勿念。”郵路卻早被封鎖，信箋像石頭扔進深潭，沒有一點回響。
1945年，日本投降。東北戰云驟起，部隊奉命北上，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林海雪原里，炊事班的鐵鍋半夜常被寒風吹得作響。打下沈陽后，隊伍擴編為人民解放軍第四十四軍。1949年春，長江以北炮火尚未熄滅，軍部已接到南下命令。此時吳富善的肩章上多了一顆星，他是軍政委，要管人也要管糧。行前，他向組織提出一個請求：“殲滅長沙守敵后，能否給我三天假？我要回老家看看。”批準下來的批條只有六個字，“速回，三日歸隊”。簡短，卻讓他心頭發熱。
8月，戰事初歇。他攜妻子登舟溯江，日夜兼程。抵家時，土墻已有裂縫，門檻斑駁。推門一看，炊煙照舊，卻少了兩個熟悉的身影。大嫂紅著眼說：“爹娘都走了，母親三年前病重，你寄的信直到她咽氣都沒收到。”廚房角落里，舊木箱上擺著一雙打著補丁的草鞋，那是父親留下的最后遺物。屋外，稻田仍在，田主卻換了名號，鄉親們說今年要分地。
夜里，兄弟幾人圍爐煮紅薯。大哥夾起一塊遞來，“忙完了，就多住幾天。”吳富善搖頭：“部隊還在等，我得走。等忙完那邊，我會把家里地契拿來，對咱們沒用了，留鄉親作數。”妻子輕輕應聲：“回頭咱再來看哥哥嫂子。”火苗跳動，映出幾張被歲月拉扯得粗糲卻平靜的面孔。
第二天清晨，村口青石道上留下兩行新鞋印。老屋的門板半掩，風吹動簾布，塵埃在陽光里浮動。村人后來常提起：那年秋稻大豐收，分田到戶的榜單貼在祠堂前，吳家兄嫂按了紅指印。至于那位走了十九年的二當家，只在臘月里又寄回一封信，信里說：山河已定，家里只管把稻谷種好，明歲正月，他爭取再請三天假，回來補做一桌團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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