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不再相信北漂敘事。

作者| 冼豆豆

編輯| 晶晶

排版| 蘇沫

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文章發布初始時間：2026年6月3日

李純和萬茜有一部新劇《歡迎回我的頻道》，看劇時，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這個女主角，真的在北京嗎？

劇中主角醬紫（李純 飾）是一個大齡北漂，日子緊巴巴，在鏡頭前面反復強調自己多不容易。但我盯著那間屋子看了很久，原木色的地板，整面墻的大窗，陽光斜打進來的時候，光影恰到好處，角落里有可愛擺件。墻面平整干凈，沒有一絲墻皮剝落的痕跡，家具是統一的淺色系，像是某個家居博主剛剛拍完room tour還沒撤場。這是二房東裝修完準備掛到小紅書上的“ins風精裝單間”，月租標價后面跟著四個零的那種。

我無意苛責該劇的美術指導。但問題在于，整部劇的敘事都建立在“北漂的苦難”之上，而畫面卻對此持續提供反向證據時，觀感就相當割裂。女主角在說一件她自己都不太相信的事。她在扮演一個叫做“北漂”的角色，臺詞和布景背道而馳。

這讓人想起很多年前的熱門北漂劇集。

《奮斗》是2007年的劇。以現在的眼光看，它當然有很多問題，那股子“全北京都是我的游樂場”的直男自戀觀感，現在回頭看是有點可笑的。但有些戲份我記得很清楚，文章演的向南，跟楊曉蕓想結婚，丈母娘嫌棄他沒有房子，兩人連婚房都是跟朋友借錢租的。這種窘迫才是北京青年的真實狀況。

向南婚后也沒有飛黃騰達，他們經常為了一點生活瑣碎吵得不可開交。這些細節不宏大，不悲壯，甚至有些雞毛蒜皮，但它是對的。普通人在北京，困境就是這樣具體，不是什么驚天動地的大苦難，是一千件小事疊加起來的磨損感，足以一點一點磨平北漂年輕人的棱角。

《裸婚時代》是2011年。姚笛演的童佳倩，跟文章演的劉易陽結婚，兩家人湊不出首付，住在租來的房子里，后來童佳倩為了顧全大局，住到了劉易陽擁擠的原生家庭里。

嚴格意義上來說，他們不算北漂，但卻依然面臨著北漂常有的困境：沒錢，買不起房，因為經濟壓力產生了一連串婆媳矛盾、家庭紛爭。

有幾場戲，童佳倩懷孕了依然愛打扮，卻被婆家沒收了化妝品高跟鞋。下班回家，兩夫妻為了錢的事又吵起來。那種被現實逼到墻角的憋屈感，經歷過的人看了一定會被刺痛。“長安居，大不易”。

房子是北漂的隱喻，它是具體的、有重量的，一平方米的地磚就能壓得一個青壯年直不起腰，讓兩夫妻感情破裂。

到了2018年的《北京女子圖鑒》，戚薇飾演的陳可，從合租隔斷間，一點點往上走。劇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它至少呈現了一個人在北京會經歷的真實狼狽，在KTV陪客戶喝到吐，拖著行李箱在街頭大哭，被房東臨時加租逼著搬家。她的衣服在升級，包包在變貴，但那種往上爬的吃力和慌張是貫穿始終的。你知道這個人真的在北京。

現在回看這些劇，會發現一個共通點，它們都敢于讓主角真的“難看”。住得難看，穿得難看，活得難看。它們不害怕展示主角在物質上的窘迫，這份窘迫本身就構成了戲劇張力，年輕人在北京，要付出什么樣的代價，才能過上想要的生活？

《北京愛情故事》的石小猛可能是國產劇北漂敘事里最極端的一個例子。張譯演的這個從農村考出來的年輕人，大學畢業后留京打拼，在廣告公司上班。他有才華，很努力，但不管怎么努力，都夠不到北京富二代一伸手就能拿到的東西。他的黑化過程，現在回想起來，劇情處理得有些粗暴，但這個角色的憤怒是真實的。

互聯網曾經流傳過一個金句，“我奮斗了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它所指向的出身差異，就是石小猛本人的經歷，也是那個時代北漂敘事的核心。不管主角成功了還是被吞噬了，北漂青年的路一直很窄、很陡。

然后我們來看2025年的北漂劇，主角在做什么？做自媒體、做直播，拍短視頻。

《歡迎回我的頻道》如此，其他幾部近年的都市北漂劇也大差不差。主角們的工作高度統一，都坐在手機支架前面，對著鏡頭說話。他們的困境被巧妙替換成了——流量降了怎么辦、漲粉慢了怎么辦、選題枯竭了怎么辦、被網暴了怎么辦。不是說這些困境不成立，但它們跟“北漂”有必然關系嗎？做自媒體博主，在大理可以拍，在成都可以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拍，為什么非要在北京？

這才是我覺得最吊詭的地方。主創們似乎沒有意識到一個邏輯漏洞，自媒體是少有的、可以完全不依賴北上廣深而存在的職業。你要做金融，北京上海幾乎是必然的選擇；要做IT，至少也得在深圳杭州等大城市。

但你要拍短視頻，要直播帶貨，則完全可以逃離北上廣這些房價高昂的城市。甚至可以去鶴崗，那邊的房子幾萬塊一套，不需要租房。

一個真正想做獨立自媒體的外地人，最優解就是離開北京，降低生存成本，而不是跑到北京來租大幾千塊的隔斷間，然后對著鏡頭跟觀眾抱怨房租太貴、物價太高。

編劇把北漂和自媒體強行捆綁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暴露的不是北漂的現狀，而是他們自己對北漂的想象已經枯竭。

這種想象力的貧乏，首先是創作層面的懶惰。但更深一層的原因，我覺得不止是懶惰的問題。

那些年的北漂劇之所以敢拍真實的狼狽，是因為“在北京奮斗”這件事本身是成立的。

石小猛的憤怒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那條路雖然窄，但它指向一個有可能的終點。童佳倩和劉易陽的窘迫之所以讓人揪心，是因為觀眾和角色一樣，相信咬牙挺過去就會好起來。那種“痛苦但相信”的狀態，是從前北漂敘事的底色。

但現在呢？

很多在北京漂了好多年的人，從剛畢業漂到被失業，陸續離開了。離開的原因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夠優秀，而是算了算賬發現不對勁。

一個985畢業的年輕人，在北京拿一萬五的月薪，聽起來不錯。扣掉四千的房租，兩千多的通勤和吃飯，再追求一點業余愛好和社交，基本月光了。

而在老家縣城考個編，工資雖然只有三五千，但吃住在家，一年下來反而能存下錢。

這不是個別現象，這是過去十年里被反復驗證的一個簡單算術題，對大多數普通年輕人來說，北漂的性價比已經低到離譜。

越來越多年輕人意識到“北漂追夢發大財”這個敘事本身就是一個概率極低的游戲，“北漂”這兩個字所承載的光環也就不存在了。它不再是一個關于可能性的故事，而是一個關于損耗的故事。那些透支身體換來的工資，最后大概率變成房東的房貸和醫院的就診卡。

這種集體認知的變化，必然反過來影響創作。觀眾不再想看真實的北漂之苦，因為他們自己就在經歷，或者曾經經歷過。打開電視還要再看一遍自己受過的罪，這不是娛樂，是上刑。

市場需要的是安慰，是治愈，是被生活錘了一天后能舒一口氣的東西。于是一種新的北漂敘事應運而生，陽光明亮的房間，不用打卡的彈性工作，坐在手機前對著鏡頭說說自己的焦慮，然后收獲粉絲的打賞和安慰。

這種敘事不刺痛任何人。它用一種柔軟的、夢幻的方式，把真實的北漂生活所包含的褶皺都熨平了。女主角說她很苦，但她的房間很好看，妝容很精致，連焦慮都帶著一種可以被鏡頭美化的體面。

說到底，這不只是北漂敘事本身的降級。這是“北漂”作為一種時代現象，正在從國產劇里退場。它不再能承載關于奮斗、夢想、階級躍遷的宏大命題，只能縮進一個小小的手機屏幕里，成為一個安全的、精致的、不痛不癢的背景板。

石小猛的故事已經沒人寫了。現在的編劇更愿意寫一個女生坐在好看的房間里，對著鏡頭，講一些關于“勇敢做自己”的道理。她不需要真的面對什么，她只需要看起來像是在面對什么，她也不用真的在北漂。

真正的北漂們，面對北京動輒吹倒一切的大風，早就“認清形勢，放棄幻想”。

「四味毒叔」

出品人|總編輯:譚飛

執行主編:羅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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