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6月8日報道 法國《世界報》網站5月10日發表文章，題為《讓青少年遠離社交媒體：“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作者是吉耶梅特·富爾，內容如下：

在子女教育方面，父母的許多決定可能需要不斷進行調整。然而，有一項決定卻似乎不可逆轉：允許孩子接觸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很多給年長的孩子開了上網綠燈的父母都后悔了，他們要么發誓對年幼的子女另當別論，要么建議朋友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在法國政府計劃從9月初新學期起，對15歲以下未成年人實施至少部分社交媒體禁令之際，許多家長卻覺得，想把牙膏再擠回管子里已經幾乎不可能了。畢竟許多孩子并非由父母允許使用社交網絡，而是自己更改出生年份注冊賬號，或背著父母偷偷創建賬戶；畢竟那些承諾（“我做作業時一定會關掉手機”）和約法三章（“我不會在臥室里用手機”）早已形同虛設，只約束愿意遵守的人——家長們認為，一切都已覆水難收。

屏幕成家庭沖突之源

根據法國輿論研究所2025年12月受兒童基金會委托進行的一項調查，94%的8至15歲兒童的父母已至少立了一條在數字產品方面的規矩，超過三分之二(68%)的家長已使用過家長監控工具。

建筑師朱利安·若利記得，他起初強行命令孩子們在晚餐后交出電子設備，之后便是用家長監控工具來限制使用時長。他說：“這在我和孩子之間引發了一場科技大戰。我們總得跟女兒爭論，已經筋疲力盡。”

他的兩個孩子都是在13歲時擁有了自己的手機，這比擁有首部智能手機的全國平均年齡晚了3年。這位父親說：“出于一種可悲的圖安逸心態，我們最終放棄了。因為我們晚上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沖突發展到幾乎動手。”

波利娜同樣認了命。她是一名作家，有4個孩子。她的老三14歲時曾擁有一部設定了屏幕使用時間限制的智能手機。高二結束后的暑假，孩子趁勢請求解除家長控制，并承諾開學后會自行“管理”。但波利娜說：“她什么都沒管理，成績一落千丈。我如今也只好時不時和她談談，還總是不歡而散。”

前教育部長娜雅·瓦洛-貝爾卡桑證實道，在家庭內部，這已成為“引發緊張、摔門與雙方積怨的第一話題”。她說：“令我震驚的是，竟有如此之多的父母為此陷入深深的不幸，幸福感大受沖擊。”

法國輿論研究所曾就數字工具在家庭生活中的影響進行調查，結果顯示，44%的8至15歲子女的父母認同這一看法——有關數字工具的討論常常是家庭沖突之源(40%的孩子也持同樣想法)。

家長感到挫敗與無力

發展心理學與教育認知神經科學教授格雷瓜爾·博爾斯特證實道：“有一種禁忌感，讓人不敢去質疑曾經賦予孩子的自由。回頭也難，因為數字世界是他們現實生活的延伸。而青少年對自己眼中視為不公的一切又極為敏感，這會激活他們大腦中與生理疼痛相關的區域，從而在我們改變規則時，令他們變得極具對抗性。”

為人父母者所感受到的挫敗與無力，更因這一切就發生在自家屋檐下而倍加痛苦。這位心理學家提醒人們：“我們自己同樣在青少年時代破壞過父母立下的規矩，只不過那時不容易暴露，因為我們犯事的時候會主動遠離父母視線。”

家長們的堅持還需要一種非凡的能力，以抵御來自準青春期少年們的負罪感攻勢。因為他們聲稱，如果不能和朋友們玩同樣的社交媒體，就會遭到排擠。

52歲的維爾日妮說：“我女兒跟我解釋說，她的Pix考試(數字技能考核)怕是要考砸了，因為我們限制她玩社交媒體，害得她連題目都看不懂。”維爾日妮的語氣中帶著一絲好笑與無奈。

房間里還有一頭“大象”

更何況，房間里還有一頭大象：我們無法強求孩子們回頭，因為換了我們自己，也同樣做不到。瓦洛-貝爾卡桑坦言：“我們之所以無能為力，是因為在以身作則這件事上一敗涂地。我們理解他們的癮，因為我們自己也上癮。只從青少年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不過，在諸多證詞中仍然顯現出兩條出路。首先是少數徹底放棄了博取孩子好感的父母。法國國營鐵路公司高管巴蒂斯特·奧貝蘭回憶道，他的兩個孩子都是在升上初三時拿到手機的，“我們當時就設了限制：只能用我們為他們挑選的應用，而且時間受控”。他女兒是在15歲生日那天才獲準用照片墻（Instagram）的：生日當天，她一早醒來就向父母提出請求。后來，因為濫用，這份權利又被“沒收”了。

另一個選擇是：等青少年把手機摔壞或弄丟，然后拖延時間。達維德-朱利安·拉米的兒子將手機丟在家里某個地方已經整整兩周了，他的父母正不遺余力地讓它別那么快被找著。

盡管受訪的許多家長并不相信一條禁止15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的法律能有多大效力，他們卻感到終于有了支持，這一點是從未有過的。

兩個孩子的母親塞茜爾·帕瓦若解釋道：“有國家撐腰，這就給了我們封鎖某些訪問權限的合法性。”

在此之前，父母們唯有期盼，隨著時光流逝，道理終將被領悟。朱利安·若利總結道：“我最后的一線希望，就是他們有朝一日會成長為理智的人。”（編譯/趙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