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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前線理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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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指能力與作為,“位”是指職務與位置。一心謀作為,還是刻意謀職位,最能看出一名干部的胸襟格局。北宋名臣富弼就是一位輕官位、重作為的古代典范。他作為封建士大夫,雖然帶有時代與階級的局限,但是其辭位謀為的風骨,仍值得今人借鑒自省。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遼國大兵壓境,索地逼和。滿朝文武視使遼如赴險境,無人敢應命前往。有人向宋仁宗推薦了官輕勢微的富弼。富弼不僅欣然接受,還在面見皇帝時慷慨陳詞:“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仁宗感其忠勇,擬擢其為樞密直學士,他卻說:“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談判時富弼據理力爭,最終以每年增加二十萬歲幣的代價,穩固了宋遼的和平局面。富弼此行勞苦功高,宋仁宗欲授其翰林學士以示嘉獎,他又推辭說,增歲幣非我本意,當時西夏擾邊,朝廷無法他顧,只好用此權宜之計,我未建不朽之功,賞賜萬萬不敢接受。富弼以京東路安撫使出知青州期間,恰逢河北大水,流民如潮。他騰公房、借私宅安置流民,說動官民捐糧濟困,開放山林河泊任流民取以為生,又招募數萬饑民為兵,多措并舉下共救活五十余萬人。仁宗又要提拔他為禮部侍郎,富弼仍“辭不受”,只當是分內之事。真正做到不為官位所累,只以實干立身。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只求有為、不愿謀位的典型同樣燦若星辰。開國將軍甘祖昌主動辭官,帶領家鄉人民脫貧致富;老紅軍李開文解甲歸田,扎根鄉土奉獻基層;孔繁森放棄拉薩的優越條件,主動到條件艱苦的阿里地區工作;“博士縣長”柴生芳舍下北京的舒適崗位,一頭扎進最貧窮的甘肅定西進行扶貧;還有吳金印、沈浩、姜仕坤、黃文秀,等等。他們都把腳印留在了基層,把汗水灑在了田間,把豐碑樹在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毋庸諱言,當今也有個別黨員干部,稍有成績就向組織邀功,搞虛假政績為“官帽”貼金鍍銀;更有甚者跑官要官,拉票賄選,將“位”當成奮斗的唯一動力。富弼是封建士大夫,尚能淡化“官念”,多求有“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黨員干部,更應超越古人。以“心中為念農桑苦,耳里如聞饑凍聲”的憐民之情,以“但愿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的愛民之心,以“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為民行動,用“抓鐵有痕、踏石留印”的韌勁,為老百姓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把作為當作畢生追求,多留下真心為民、大有作為的閃光足跡,才能不負職位擔當、人民重托。
作者:陳思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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