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建社會的晚期

明清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時期，在封建社會內部分期上叫做晚期。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歷史分期的必要和標準，同時要把它放在全部封建社會歷史中去考察。人類社會的歷史，要不要按照它的固有的發展階段進行分期，這個問題在歷史學工作者中有著嚴重的分歧，并在國際范圍內展開了爭論。50年代在羅馬召開的國際史學會上，就以此問題作為主要議題，隨后在倫敦召開的會議也是如此。

我們認為，應當對歷史進行分期。

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向前發展的，雖然不是直線的上升，是曲折的，但總是沿著前進的道路發展著。科學的分期，可以正確地說明歷史發展的進程，因而歷史的分期是十分必要的。

正確地劃分歷史階段，需要把握歷史時代的特點，注意哪些歷史進程在全部歷史中占主導地位；要透過變化萬端的歷史現象，看清時代的主流、本質；還要根據時代的特點，找幾件重大的歷史事件做為分期的界標。時代特點是逐漸形成的，常常呈現跳躍曲折發展的狀態。有時歷史還會出現暫時地走回頭路的現象，這都為人們正確劃分歷史階段增加困難。劃分了歷史階段，也不能像快刀斬亂麻一樣把歷史一刀兩斷，往往頭一個歷史時代的東西保留到下一個時代中來，而下一個時代的事物又是在上一個時代萌芽、產生的，如1840年的鴉片戰爭，把中國社會分為古代與近代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但是近代史開始時，英貨滯銷，中國的封建自然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它并不能斬斷歷史的連續性。又如俄國十月革命是現代世界史的開端，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領導革命斗爭；締造蘇維埃國家后，繼續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能因十月革命劃分了不同的歷史階段，而忽視列寧畢生的革命活動的某個階段。所以科學的歷史分期，必須抓住時代的特點和主流；必須認識到分期的界限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靈活的。為了正確地掌握分期的標準，特提出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1. 一定要從歷史實際出發，而不能從抽象的原理出發，否則容易犯教條主義的毛病。

2. 不要只從地租形態著眼，因為那是經濟史觀，而不是唯物史觀。經濟史觀以經濟影響為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歷史唯物主義承認經濟起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承認上層建筑、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后一點是不應當忽視的。

3. 不要過分強調生產關系，還要注意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

4. 各民族、各個國家之間的關系也應重視，特別是國際間的關系也能使社會發生本質的變化。

5. 階級斗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對歷史的進程有決定性的意義，但它不是唯一的影響。因此不能單純的以階級斗爭做為分期的唯一分界線。

把握時代的特點，劃分歷史階段，做起來很不容易。由于人們對歷史進程的認識和分期標準理解的不同，因而對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分期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一種意見，按朝代分期，它以國內政治統一為線索，以朝代為斷限。這種分期法注意到政治斗爭，但照顧不到生產方式、上層建筑各個方面。有的人以歷史事件為主，即以那些震撼整個社會的歷史事件或上層建筑中突出事件作為標準，劃分歷史階段。另有一種意見用階級斗爭特別是農民戰爭做界標，或者還考慮到階級斗爭的特殊形式——民族斗爭。還有一種觀點，綜合考察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諸方面及其相互關系，把中國封建社會歷史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這種分期考慮問題比較全面，但找出的界標很難令人滿意。

明清時期，包括明、清兩代，從公元1368年起，至1911年止，共544年。其間1840—1911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社會性質上看屬于近代社會，是近代史的范疇；從斷代史的范圍講屬于明清史。社會性質代表歷史的本質，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時，為了更好地揭示明清時期的社會性質，只考察1368—1840年這一段歷史進程，而把1840年后的清史排除在外——那已是近代史的研究范疇和任務了。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分工，為了闡明中國歷史的全部進程，還必須弄清兩個相連接的歷史過程的內部聯系，所以研究清朝的全部歷史也是完全必要的。

1840年以前的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也可以叫做封建社會的后期。為什么這么說呢?明清時代，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這種新的社會因素盡管很微弱、散碎、細小，但它向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經濟挑戰，一定程度上沖擊它、分解它，因而引起封建的經濟基礎、階級結構乃至上層建筑的某些變化，這就不同于沒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情況了，可以說這是舊制度緩慢地向一個新制度蠕動的歷史時期。根據這種社會狀態，我們把這一段歷史時期稱做封建社會晚期。還應看到，在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之后，封建社會的矛盾雖然越來越尖銳，封建制的危機很嚴重，但還沒有到行將瓦解的程度，還不可能使中國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恰在這時外國資主義橫闖進來，影響了日后中國歷史的進程，迫使中國社會沒有按照原來的路子走下去。在封建社會內部，資本主義僅僅是在孕育之中，還沒有誕生，更說不上取代封建制的時候，這個時期的社會不能叫做封建社會的末期。中國封建社會也沒有一個叫做“末期”的時期。晚期和末期，不是兩個詞的差異問題，晚期表示該時代的社會制度的衰敗，即已開始逐步走向崩潰，但在某些方面還有一定發展余地；而末期則揭示那種制度的滅亡和被新制度代替的過程。這就是說一定要照時代的特征，給予實事求是的說明，才能符合于歷史的真實。中國封建社會的晚期，在習慣上也可以稱之為后期，蓋“后期”一詞，包含封建制從衰敗走向滅亡的全過程。中國封建制的后期只有它的衰落的一段，而這一段與我們所說的晚期相一致，在這里它們成了同義詞，反映同一的歷史實際。

“中國封建社會沒有末期”,有的研究者不贊成這個說法，他們甚至說這種觀點是封建社會萬古長青論。這是一種誤解，也是曲解。人類的社會歷史，有共同的發展規律，但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有它的本身的歷史特點，而不同于其他國家和其他民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經歷或者沒有經歷社會發展史上的某一個階段，要在這個國家和民族歷史實際中尋找答案，而不能按照一般的社會發展史的模子去衡量它、塑造它，以至制造違背歷史真實的假說。

世界各國的歷史表明，有的國家從原始社會徑直進入封建社會，而沒有經過奴隸階段。有的國家沒有經歷典型的資本主義階段而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還有個別民族(主要指一個多民族國家內的某一個少數民族),跳躍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至于某一種社會形態內部的發展階段，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進程不盡相同，也都各具特色。以封建社會史而言，西歐諸國領主制時間很長，領主制一經破壞，就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而中國不然，地主制經濟占據統治地位，兩者差異甚大。因此，既不能以中國封建制的模式去勾勒西方封建制，同樣也不可以西方封建制的進程，要求中國封建制與它有相同的步伐。中國封建社會尚未發展到末期階段，我們就如實地說沒有末期，何須非要按模式去臆造末期!說沒有封建社會末期，同封建社會萬古長育論毫不相干，萬古長青論是說這種社會制度優越，沒有內在矛盾，或沒有不可自行克服的矛盾，因而贊美這種制度可以萬古長存。說沒有發展到末期，只是說這個社會的矛盾還沒有激化到這個社會行將崩潰的程度，即還沒有走到它的最后階段，這是對歷史作科學的分析，與美化和宣揚封建制度，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明清時代的特點

關于明清時期是封建社會晚期的說法，我們還可以通過對這個時代的特點的探索得到更清晰的說明。明清時期具有如下特點：

(1)中國歷史上較長的統一時期

從明朝建國(公元1368年)至鴉片戰爭(1840年)的四百七十二年，是國家統一時期。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這次統一為時最長。秦至兩漢的統一，充其量不到四百四十年；隋唐的統一歲月才三百掛零；元的統一只有八十九年。這些時期的統一都比不上明清時期長。在明清時期，也有農民起義建立的政權，也還有其他政權。當幾種政權暫時并存時，也不是分裂，只是處于拉鋸戰狀態，它不同于南北朝時期和五代宋遼金西夏時期諸種政權長期并存的分裂割據。

(2)是中國封建經濟最發展的時期

經濟發展，我們可從人口、墾田等方面的變化來看。人口大幅度增長：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全國人口近六千萬；到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人口達到二億零五百萬，純增二倍半；1819年(嘉慶二十四年),人口超過三億；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增至四億一千多萬，一直在急驟上升。

關于墾田，據官方文書，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為八百五十萬頃，1578年(萬歷六年)為七百萬頃，1711年(康熙五十年)為六百九十萬頃。這些是稅田數字，遠遠不能反映墾田的真實情況，實際上明清時期農田有所增辟。

農具和農產品的種類，都有增加。

商業很發達。徽商說一條麻繩走遍天下，反映商人無處不到的情況。貨幣作用也加強了。城市集中了好多行業，江南的許多村鎮發展成大的市鎮和縣城，興起了許多手工業和商業發達的城市，首都的商業尤為繁榮。

(3)資本主義萌芽的時期

在封建主義所有制和生產關系發展的同時，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這兩者有矛盾、有斗爭：封建主義壓抑、束縛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而后者也沖擊著前者，但總的來講壓抑大于沖擊。當時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發展，造成土地集中，但是由眾多的佃農分別耕種，依然是封建的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地主將掠奪農民的地租大肆揮霍浪費，而不是用于交換和再生產。如乾隆末年的軍機大臣和珅占據了驚人的財富，清仁宗抄他的家，估計他有家產八億兩，其中土地八千頃，只占他的總資產的百分之一。他那么多財產，多數是浮財，用于個人享受，他沒有投資商業，只有一小部分投入高利貸，完全是封建性的。商業雖有發展，但沒有發展到資本主義商業階段，商人獲利，往往去置買土地，進行封建剝削，“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傳統思想，還是他們的信條和行動準則。所以中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嚴重地阻礙著資本主義的產生。再說商人的經營多屬追逐行情，沒有固定生產。有一種商人，類似包買主，他們先給農民某些生產原料，等生產完成后來取貨物。這種商人還不是資本主義包買主，他們是從事高利貸活動。

手工業的生產還沒有發展到機器生產的階段。機械生產與機器生產不是一回事，它們之間有一個發展過程。中國很早就懂得利用機械。在三世紀就利用水力做動力，而西方遲至十八世紀才開始利用，但是中國在這方面發展很慢。手工業與農業、家庭手工業結合得太緊了，直至解放前，農村家庭紡織業仍很盛行，農民農忙下地，農隙織布，這當然影響著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

康熙時期，在某些地區的一些手工業中出現了計件工資，如蘇州的染紙業作坊，手工工人每日有定量，獲得一定工錢，超額完成了，另加工錢，可以多到日常工作的一倍，如每日標準工作量是染五刀紙，工價二錢四分，超額五刀則加工錢二錢五分。但是物價在上漲，作坊主卻與清朝政府勾結，凍結工錢，禁止工匠要求加價，有的還刻立碑石，把這種壓迫合法化和長久化。這種情況下的計件工資，就很難起到刺激生產的作用，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封建勢力對資本主義萌芽的扼制。

(4)階級矛盾的尖銳

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日益積聚。越往后越嚴重、越尖銳。農民反抗斗爭的規模越來越大，反封建斗爭的性質越來越鮮明。秦末農民戰爭打了三年(公元前209年至前206年),西漢末年農民戰爭為期十一年(公元14—25年),黃巾起義只有八年(公元184—192年),隋末農民戰爭進行了十年(公元611—621年),黃巢起義也是十年(公元874—884年),紅巾起義十七年(公元1351—1368年),明末農民戰爭進行了十六年(公元1628—1644年),若以李來亨的抗清斗爭的失敗為結束，則長達三十六年(公元1628—1664年),川鄂陜白蓮教起義七年(公元1796—1803年)。戰爭的時期長，規模大，反映了階級矛盾的尖銳。

農民的階級斗爭之外，還出現了其他勞動人民和城鎮居民的反封建斗爭。如明朝中后期發生的城鎮人民反對礦監稅使的運動，清代手工工人的“叫歇”斗爭，陜西“廂工”的起義。這些起義運動，充分反映了勞動人民反封建斗爭的深度和廣度，都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打擊。

(5)封建依附關系的變化

農民的人身依附關系，隨著封建生產方式內部的運動、變化，隨著農民的反抗斗爭的發展在逐漸削弱，雖然有時有所回升，但總的趨勢是在減弱。元代農民所受的人身壓迫是比較強的，如浙江臺州的農民見到地主，“拱侍如承官府”。①方國珍的父親遇到地主跪倒在地，地主在他家為所欲為，說明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強烈到近乎主仆關系的程度。經過元末農民戰爭對地主階級的打擊，改變了這種狀態。1372年(洪武五年),明朝統治者規定，“佃見田主，不論齒序，并以少事長之禮”②,即將主仆關系變成親屬中的長幼關系，后來又有改變。有些家訓說，對佃戶、雇工要討他們的歡喜，逢年過節要送點禮物，讓他們高高興興地勞動，這就接近東伙關系了。從主仆關系到長幼關系再到東伙關系，反映了人身依附關系削弱的過程。

(6)統一多民族國家鞏固和發展時期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則使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更加鞏固和發展。

朱元璋在元末農民戰爭中就注意解決民族矛盾，他兒子朱棣對這個問題傾注了更多的精力，努力使中國文化遠播。他不是單純為了掠奪財富，因而也不是擴張主義，他為鞏固邊疆做出了一定的貢獻。明朝時期首次將貴州劃為行省，在部分地區實行改土歸流，對鞏固多民族國家是有成效的，但明朝的工作比起清朝來則相差甚遠。清朝政府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實行“懷柔”政策，所謂“招之來，有以安之”,如在熱河建立的外八廟，有蒙、藏各族的建筑形式，反映他們的文化，借以表示中央政府對這些民族的重視和安撫。清朝政府對少數民族中那些叛國的上層分子，采取堅決有力的鎮壓措施，粉碎他們的分裂陰謀。由于清朝政府鞏固邊疆的方針的貫徹實施，更由于各族人民的努力，終于在清朝奠定我國現有的疆域。我國各族人民間的經濟文化聯系都大大加強了，發展了，中央政府與邊疆地方政府的隸屬關系更加鞏固了。

(7)抗拒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的時期

明清時期給西方資本主義殖民者以有力的打擊。西方殖民者東來，在印度、南洋都得逞了，到中國碰了釘子。明武宗時期，明朝政府很腐敗，1518年(正德十三年)攆走了來侵的葡萄牙人；1523年(嘉靖二年),葡萄牙人到廣東新會西草灣，明軍將之擊潰；1624年(天啟四年)又從澎湖趕走葡萄牙侵略者。澳門之被侵占，不是軍事的失敗，而是出于貪官的出賣。1662年(康熙元年)民族英雄鄭成功擊敗荷蘭侵略軍，收復臺灣。清朝政府對外國侵略者有警惕，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和1686年兩次在雅克薩打敗沙俄侵略者；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簽訂《尼布楚條約》,成功地扼制沙俄對我國東北邊疆的侵略。1802年(嘉慶七年)和1808年(嘉慶十三年)先后粉碎了英國侵占澳門的陰謀。在武力抵抗的同時，清朝政府采取限制貿易的政策，指定港口，接納外商貿易，非指定地區不許貿易。這是有限度的自由貿易。清朝政府允許俄國商隊來華，并在北京貿易。這是集體貿易，也是一種有限度的自由貿易。閉關與鎖國不同，鎖國是保守，閉關不是關大門，完全拒絕經濟交往，因此不能全盤否定這種政策。對于東來的傳教士，康熙皇帝利用他們的技術和文化知識，如用南懷仁造炮，搞地圖測繪，研究數學、天文歷算學，但不利用他們的宗教教義，而是禁止他們在中國傳教。明清兩朝的這些政策，在愛國軍民的支持下打擊了外國侵略者，在一個時期內保衛了我國領土主權。

三、明清史的分期

前面說過，劃分歷史時期要根據時代特點，找幾個大事做為界標。這個大事要是那個時代最大的影響至全國甚至世界的，要涉及人民生活的。

明清時期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有1380年(洪武十三年)廢丞相制；1399年(建文元年)—1402年(建文四年)的靖難之役；1449年(正統十四年)的土木之役；1528年(正德十三年)的擊敗葡萄牙殖民者的人侵；1518年(萬歷九年)的推行一條鞭法；1628—1644年的明末農民戰爭和清軍入關；1662年(康熙元年)鄭成功收復臺灣；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的清朝統一全國；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締結中俄《尼布楚條約》;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1724年(雍正二年)實行攤丁入畝制度；1727年(雍正五年)在西藏設立駐藏大臣；1729年(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平定阿睦爾撒納的叛亂；1796年(嘉慶元年)—1803年(嘉慶八年)川楚陜白蓮教起義；1840年(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等等。

在這類大事件中，我們挑出五個特別重大的事件，將明清時期析分為五個歷史階段。

第一個階段，從明朝建國到土木之役(1368—1449年),這是明朝的初期。

這時明朝政權較為強大，階級斗爭處于低潮。

第二階段，從土木之役到一條鞭法的推行(1449—1581年),這是明朝的中期。統治階級日趨腐朽，土地兼并積重難返，農民不斷發動起義。

第三階段，從一條鞭法至李自成起義(1581—1644年),這是明朝的末期。

張居正的推行一條鞭法并不能挽救明朝政治危機，終于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李自成起義，推翻明朝的反動統治。

第四階段，自清軍入關至實行攤丁入畝制度(1644—1724年),這是清朝的前期。清朝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實行了某些政治經濟制度的改革。這一階段中又可分為兩個小階段，可以1683年統一全國做為標志。

第五階段，攤丁入畝至鴉片戰爭(1724—1840年),這是清代的中期。清朝政府經歷康乾時代的鼎盛時期，在走下坡路，各族人民的起義進一步打擊了它。這個時期也可以分兩小段，可用1758年鞏固回疆作為標志。

另外，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1840—1911年),是清代的后期。這已經是中國近代史的范疇了，我們不再敘述它。

(馮爾康整理，原載《及時學人談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