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短波收音機，花了近20元，相當于當時普通工人大半個月的工資；兩本專業教材被背得滾瓜爛熟，迄今仍珍藏在院士辦公室的書柜里；三次高考、兩次落榜，從山村代課教師到浙大化工系；高考試卷上那些充滿挑戰性的數學題，讓一名有文學夢的少年投身數學研究……在高考來臨之際，我們不妨回望這些浙籍院士們的求學之路——看看他們如何從考場上的“普通選手”，一步步走向科學之巔。

丁仲禮院士：

第二次高考“棄文從理”

浙江嵊州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主席

丁仲禮出生于浙江嵊州甘霖鎮黃勝堂村。該村坐落于美麗的剡溪南岸，是一個秀麗的平原鄉村。

丁仲禮的少年時代，農村尚處在比較艱苦的時期。他除正常的學校生活外，空余時間都要參加生產隊播種、插秧、耘田、收割及農田基本建設的勞動。正是那種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繁重農活，練就了當時農村孩子那種不畏艱難困苦，不懼天寒地凍的優良品格，堅定了他的人生目標，培養了一種無畏的精神。

丁仲禮在甘霖中學讀書時，一直是位文、理科皆優的好學生，他的作文常被老師刻印出來，作為其他班及低一級學生的參考范文。高中畢業后，丁仲禮經歷了兩次高考，第一次是1977年，他報考了文科，成績不錯，上了錄取線，但是參加體檢時，由于血壓偏高而沒有錄取。第二次高考是1978年，喜歡文學的他讀了作家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改報理科，結果被浙江大學錄取，攻讀地質專業。

在大學期間，他深知今后做好地質工作，必須要有強健的體魄。為此他在學校里除認真學好各種基礎課外，還十分注重鍛煉身體。他經常參加跑步運動，在一次全校運動會中竟取得了萬米長跑第四名的好成績。1982年，從浙江大學地質系畢業的丁仲禮，又考取了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成為中國著名黃土專家——劉東生院士的研究生。黃土研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黃土是一種歷史的沉積和變化的載體，它能完整地反映出地球氣候、地質變化的歷史，該課題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此，他走上了自己立志振興中華，實現強國之夢的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步。

徐揚生院士：

“沒有高考,就沒有今天的我。”

浙江紹興人

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

1977年10月，當恢復高考的消息響徹全國時，徐揚生正在浙江紹興鄉下的一所小學里給學生們代課，那年他19歲。在全國各地的數百萬準考生已經爭分奪秒投入“備戰”狀態一個月后，恢復高考的消息才傳到徐揚生耳中，而此時的徐揚生還是處于不敢相信的狀態。

他在公社開證明的時候遇到波折，進考場的時候又遭到阻攔不讓進。正好一位監考老師路過：“讓他進去吧，這么多人來考試，估計沒一個能考上的，都放他們進去吧。”

“考試每半天一次，三天共六次。每個人都考得很差，不少人交了白卷。到最后，一個考場也就二三十人在堅持，一半的人都沒來。”徐揚生記憶猶新，“數學很難，當時有三道被大家訴苦的難題，好在我都做出來了。不過大家大體感覺還是都一樣，就是完全沒抱希望，就像是去玩兒似的。”

三個星期后，公社里通知，每個參加考試的人要去填寫大學志愿。“當時大家也都不愿意填，覺得沒有必要，能上大學就行。”徐揚生隨手把列表中排在前三位的學校專業依次填入了自己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中。后來，縣里打電話通知他，說是被第一志愿浙江大學機械專業錄取了。

此后，徐揚生就走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他于1982年及1984年先后取得了浙江大學的學士、碩士學位，之后前往美國留學，于1989年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學位。

“恢復高考在當時真的很重要，不僅是對我個人，它也改變了幾代人和國家發展的軌跡。恢復高考后的那幾屆考生中，許多人也都成為了社會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所以，回顧這段歷史，更加說明了教育這件事，對整個社會的發展都非常重要。”徐揚生說。

勵建書院士：

“最大的驅動力，就是興趣。”

浙江杭州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數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勵建書如今已是世界知名的數學家。誰曾想，他最初的夢想卻是成為一位文學家。

中學時期的勵建書，常常沉浸在數學與文學的雙重世界里。他說，那時的校園生活遠沒有如今這么豐富，也沒有這么卷，他最喜歡的兩件事，就是在數學題海中找尋挑戰的樂趣，在文學海洋里感受文字的魅力。學習之余，他還是馳騁在籃球場上的少年中鋒。

直到高考考場上那些充滿挑戰性的數學題，像一束光突然照亮了他內心深處的渴望——數學世界的浩瀚，遠比想象中更為深邃迷人。

1978年勵建書考入浙江大學土木系，在不斷學習和克服難題的過程中，他對數學的興趣越來越濃。

他的內心逐漸篤定：自己這輩子，就要學數學、做數學研究。半年后全校的一次數學競賽中，他一舉拿下第二名，之后如愿轉入數學系，從此開啟數學研究之旅。

沈樹忠院士：

背“爛”教材、拉電線聽短波學英語……“天道酬勤”是座右銘

浙江湖州人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京大學教授

1977年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年，浙江省高考的作文題目是《路》。當年，考場上的我相當懵懂，許久不知如何下筆。如今想來，當然可以寫得深刻一些，比如人生之路。

那年我正好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后便報了名。那時我對高考幾乎沒有概念，準備的時間也很短，結果自然是名落孫山。之后我便回到村里當了一名初中民辦教師，教授英語。

實際上，我的英語基礎非常薄弱，授課資料也很有限，只能帶學生一起照著課本讀。但也正是這種最基礎的領讀，幫助我提高了英語水平。

經過第一次高考，我明白了考試的規律，便開始下功夫，為第二年高考做準備。當年考卷上的題目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我便主動向數學老師、語文老師等幾位同事討教。

第二年考完后，我并不知道考得怎樣，直到收到了浙江煤炭工業學校（浙江工商大學前身之一）地質專業的錄取通知書。

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浙江長廣煤炭公司下屬的安徽廣德查扉礦，從事礦山地質技術工作，每天與煤礦工人一起下井。在煤礦上，業余時間相對充裕，我便重新拾起書本，繼續學習。

因緣際會，我得到兩本教材《古生物學》和《地史學》。我花了一年多時間，把它們背得滾瓜爛熟。這兩本書迄今仍珍藏在我辦公室的書柜里。

學習英語時，我用一個短波收音機來收聽。那時，收音機大多是中波的。為了能接收到英文頻道，我花了近20元買了個短波收音機，又將很長的電線接在窗戶的鐵柵欄上以增強信號。英語內容多為普通的科普知識，語速較慢、發音清晰。我每天聽，每天背一點。后來考上研究生，在錄取的六七十人中，我的英語成績算是很好的。

1983年，我報考碩士研究生，選擇了地層古生物學專業。因為我當時工作的煤礦旁邊有一個采石場，那里的煤山剖面很有名。采石工人發現了很多化石，現在都已被保護起來。記得1982年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我和我女朋友（現在的愛人）去看了煤山D剖面。如今這一剖面已成為世界聞名的“金釘子”剖面。不過，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日后會與生物大滅絕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后來，我從中國礦業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留校任教……“天道酬勤”是伴隨我一路走來的座右銘。

我們學地質時，很多人都覺得辛苦。但現在，地質已成為非常受人追捧的專業，因為經常在野外采樣，可以少一些久坐；經常身處大山大河之中，心胸也更為開闊。

我因為很多時候靠自學，基礎知識不夠牢固，導致后來的研究受到不少束縛，比如我曾經想用數學方法研究某個課題，卻感到力不從心。

因此，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建議孩子們能夠更早接納、更新新時代的技能點，比如增強對人工智能的理解和應用；也希望考生們不僅能從容應對當下的考試，更能平心靜氣，夯實基礎知識與底層邏輯，為未來在時代浪潮中探索創新儲備充足的底氣。

鄭津洋院士：

三次高考，叩開大學之門

浙江嵊州人

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氫能研究院院長

鄭津洋出生于浙江省紹興市嵊州市貴門鄉玠溪村。該村地處偏遠山區，距離鄉政府駐地尚有十余公里山路，交通極為不便。正如當地人所言：“另一個世界，從盤山公路開始深入。”鄭津洋的妹妹鄭洋光回憶道：“彼時外出求學，全憑步行，走的都是崎嶇山路。”

鄭津洋的小學和初中階段均在村內學校完成，教學條件十分簡陋，但他自幼刻苦用功，成績優異，遠近聞名。

山村生活條件艱苦，電力供應時常中斷。鄭津洋常在燭光下夜讀，終因用眼過度，尚未成年便已近視。在父母眼中，他早熟懂事，在刻苦學習的同時，早早承擔起家庭生計。砍柴是他的一項“絕活”。身材瘦小的他能敏捷地攀至山腰，不多時便砍下數捆柴火背回家中。后來，他考入貴門鄉南山中學讀高中，便將柴火背至學校，用以抵扣部分住宿期間的伙食費用。

閑暇之時，鄭津洋還會將柴火扛至二三十公里外的長樂鎮售賣，每大捆僅得五毛錢。某次售柴歸來，天色已晚，同行伙伴因饑餓難耐而花錢購買食物充饑，鄭津洋卻舍不得花費分文。他愣是餓著肚皮走了十多公里山路，直到又餓又冷而暈倒在路邊。家人四處尋找發現他時，他的面色已是慘白。

在南山中學就讀期間，鄭津洋的刻苦努力給時任教師邢樟濤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成績優異，本有很大的希望考入大學。然而，挫折接踵而至。第一次高考，他名落孫山。隨后，他輾轉于長樂中學、東陽巍山中學復讀。一年后，他躊躇滿志再次應戰，卻依然被大學拒之門外。彼時的鄭津洋心灰意冷，一度打算學一門手藝以養家糊口——家中實在無力再負擔他復讀一年的費用。

幸而，長樂中學一位校領導賞識其品質，為他爭取到代課教師的資格。鄭津洋遂一邊代課教書，一邊堅持復習備考。1983年，他終于在第三次高考中脫穎而出，考入浙江大學化工系。嵊州市長樂中學校長丁永明談及這位校友時，難掩激動之情：“鄭津洋院士是我校83屆的校友，太自豪了！”

來源：嵊州新聞網、晶報、杭州市蕭山區科協、中國科學報、紹興日報、浙江省院士專家服務中心

責編：葉　揚

美編：陳路漫

一審：何百岳

二審：方佳佳

三審：王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