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千龍網）

五一檔雖已退潮，《給阿嬤的情書》的余波卻仍在蕩漾，累計票房已超過16億元。影片在社會層面激起的漣漪，莫過于公眾對潮汕文化的高度矚目——這種關注越過了表層的文化風情，直抵下南洋的集體記憶、華人的離散史，以及宗族倫理與個體命運的深度糾葛。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頗具縱深的公共討論是觀眾們在觀影后自發生成的文化探究。與該片相關的地方文旅部門固然樂見其成，但其他地方的電影或文旅主管部門若試圖以此為圭臬，如法炮制一場“情書之旅”以推廣當地文化，甚至將其視作“電影＋文旅”融合路徑的成功背書，恐怕恰恰倒置了因果，誤判了其自然生發的內生邏輯。

從“電影＋”的角度來看，該片所觸及的遠比票房與文旅“聯動”來得深邃。它促使我們追問，地方文化究竟當以何種姿態介入電影？不同介入路徑的分野，又將在影像本體上鐫刻下怎樣截然不同的印記？

景觀的異化：被固化的地域符碼

審視中國電影過去十余年的流變，一個明晰的規律已然浮現：地方文化正與特定的類型或風格形成近乎固定的綁定關系。

大概自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肇始，荒敗、凜冽與宿命感幾乎成為東北題材影像的“標配”；川渝敘事則在《火鍋英雄》等作品的反復影像操演下，將方言、麻辣、江湖氣與涉案類型深度聯結；至于上海，它長期被內嵌于高度風格化的都市精致感之中，即便《愛情神話》《好東西》實現了某種形象的迭代，其本質依舊是對“海派氣質”的提煉與拋光；而藏地、貴州等新浪潮影像則處在另一極，以紀實性的凝視取代類型敘事，從而走向影像實驗的曠野。

此類綁定的生成自有其內在邏輯：市場的汰選、觀眾的期待以及創作者對既有語言的因襲，共同促成了這種文化契約。電影類型本就是一種契約，地域空間與類型美學之間日趨穩固的對應關系，印證了地域經驗與敘事氣質的暗合。然而，這其中真正的隱患在于創作的“路徑依賴”——一旦范式固化，后來者往往耽于對地方元素的符碼化援引，而怠于深潛至這片土地的生命經驗中去打撈。在此演進中，地方性將逐漸由“內容”剝落為“形式”，淪為附著于類型外殼上的標簽，而不再是驅動敘事內核運轉的引擎。

居伊·德波在剖析消費社會時所提出的“景觀”概念，恰可在此作為一種借喻。景觀并非虛無，但它天然褫奪了切身的生命經驗——它被抽離出具體的生存處境，退化為僅供凝視與消費的視覺符號。當地方文化以“景觀”之姿降臨銀幕，它固然能提供某種奇觀式的愉悅，卻與彼方水土真實的生存邏輯隔閡重重。更為致命的是，景觀具有結構性的“可嫁接性”：作為符號的地域風情與情緒，大可被輕易平移至異鄉，而絲毫不損害故事本身的流暢運作。

反觀《給阿嬤的情書》，其地方性之所以擲地有聲，恰恰源于其堅如磐石的“不可嫁接性”。

鄭木生杳無音信數十載歲月，謝南枝傾盡青春守護異姓家族的抉擇，其行為邏輯皆深深錨定于潮汕特有的離散史與宗族倫理之中。剝離了這片土壤，故事便失去了生長的根基。影片中，潮汕文化不再是一塊被動展示的背景板，而是敘事得以成立的先決條件。正因這種深度的內在嵌合，觀眾在銀幕上捕捉到的不再是懸浮的風情展示，而是被具體文化血脈所浸潤的普遍悲歡：離別、守望、遲到的傾訴，以及跨越世俗對價關系的生命獻祭。

當然，《給阿嬤的情書》并非中國電影的孤本。二十多年前霍建起的《那山那人那狗》，將湘西的山地地貌與郵路父子的生存節律融合得渾然一體，互為表里；張律的“邊境”系列，同樣扎根于特定地緣下的文化夾縫經驗。這些作品雖在市場洪流中常歸于沉寂，卻構成了中國電影鮮少直面“地方經驗”而非“地方景觀”的珍貴切片。《給阿嬤的情書》的“破圈”之義，或許正是它首次將這種沉潛的敘事法則，強有力地推至了大眾視野的中心。

邏輯的倒錯：“以景定戲”的文旅問題

為何在當下的節點，《給阿嬤的情書》得以突圍？動因無疑是多重的。首先，五一檔受眾結構的下沉與分化，弱化了頭部大片的排片壟斷；其次，經歷漫長類型電影“規訓”的觀眾，其對敘事質感與情感密度的渴求，也已非單純的視覺奇觀所能滿足。

然而，更根本的癥結依然在內容本身。這部影片由于種種客觀原因，不得不放棄電影工業所編織的重重“安全網”——無流量明星加持，無豐沛影視工業資源托底，亦無現成類型范式可依。這種“缺席”反而倒逼創作者退守敘事的原點：詰問情感邏輯是否自洽，拷問人物動機是否真正扎根于其文化處境。換言之，其地方性的內在深邃，恰恰脫胎于作者別無依傍的破釜沉舟。正因如此，它的突圍更像是一個極具偶然性的孤本，而非可供批量復制的工業方法論。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背景下，“電影＋文旅”的融合愿景正被賦予越來越高的產業權重，各地通過電影來定制“影像名片”的期待也隨之升溫。這種出于地方發展的考量自然無可厚非，只是當它試圖固化為一種前置的生產機制時，便極易產生一種不易察覺的邏輯錯位。

現實中，許多項目習慣于從實用出發“以景定戲”：帶著推介地方風物的任務，去倒推并編織一部電影。這種邏輯的遺憾在于，它在不經意間褫奪了電影和作者的自發性。當影像的首要任務變成完成展示，它便不可避免地滑向風景陳列。畢竟，展示與敘事之間存在明顯張力：展示向外，落腳于空間與風物，求的是視覺上的“看見”；敘事向內，扎根于人與處境，求的是情感上的“共情”。展示往往是可以拼貼、游離的，但敘事卻要求畫面中的每一點一滴，都要實實在在地長在故事的主干上。

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聯動，其邏輯恰恰是順向生長的：先有一部扎根于具體生活、情感豐沛的作品，再由這股內在的感染力，去喚醒人們對那片土地的向往。《給阿嬤的情書》所激蕩起的文化回聲，正是情感觸達后水到渠成的漣漪，而非在案頭按圖索驥的產物。倘若執意把目的當作起點去反向倒推，往往只能搭建起一具精致的視覺空殼，而電影賴以呼吸的靈魂，就在這種功利的算計中消弭了。

經驗的遮蔽：地方文化的可見與不可見

在地方文化進入電影的過程中，究竟哪些文化切片被放大，哪些被遮蔽了？

審視當下的創作版圖可以發現，能夠順利登堂入室的，往往是那些極具視覺沖擊力、易于被奇觀化的風俗切片。相反，那些亟需打撈方能顯影的內在生存經驗——無論是潮汕離散史中綿延數代的情感負債，還是邊境地帶錯綜復雜的市井人情，在面對講求效率的電影工業與市場時，往往顯得格格不入。它們無法被標準化切割，也難以用常規的商業邏輯去度量，最終往往在諸方的種種考量中被邊緣化。

于是，一種隱秘的結構性偏向就被確立起來。越是深邃的內部經驗，越容易被擋在視線之外；越是表面化的地域符號，反倒越能披上“地方題材”的外衣大行其道。這并非偏見，而是追求確定性的市場邏輯運轉的必然結果。這也是為什么，當我們試圖從《給阿嬤的情書》中總結某種可推廣的經驗時，總會遭遇悖論：恰恰是那些被常規工業流程所棄置的粗糲真實，構成了這部電影最動人的底色。

回望中國電影工業化走過的20年，行業的話語中心似乎總是在“外延”上打轉——從追逐流量，到構建IP與“電影 宇宙”，再到如今熱衷“電影＋”與文旅聯動。喧囂聲中，屬于內容本體的安靜時刻少之又少。地方文化若僅作為一種“景觀”存在，最多只能激起短暫的好奇；唯有帶著生命經驗的痛感潛入其中，才能在歲月中留下回響。那些真正以生命經驗入畫的佳作早已向我們印證：影像最終留下的，從不是某張明信片式的絕美風光，而是深嵌在那方水土中的人——他們怎樣在俗世中謀生，怎樣愛，怎樣忍耐與失去。這是電影能饋贈給地方文化最深沉的敬意，也是任何案頭規劃都無法算計出的藝術本真。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