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真正該問的是，究竟怎樣才能幫助家庭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撫養孩子。遺憾的是，現任政府并沒有給出答案。多年前，我懷第一胎時，曾驚慌失措地給母親打電話。那時我正為產后重返工作崗位尋找托育名額，但我聯系的每一家托育中心，等待名單都至少排到一年之后。我幾乎崩潰。

就在這時，母親突然打斷我，問了一句：“你打算讓陌生人來養你的孩子嗎？”這個問題讓我一下子愣住了。但仔細想來，它其實毫無意義。那時我法學院畢業才兩年，剛剛開始一份自己熱愛的職業。我和丈夫背著沉重的學生貸款。我們根本負擔不起讓其中一人不工作。而且，我們住的地方離我父母有3000英里遠。對我們來說，真正的選擇其實只有一個：把女兒送去托育。

最近，我又想起了這一幕。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下屬兒童與家庭管理局負責人亞歷克斯·亞當斯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抱怨，美國的托育政策限制了父母的選擇，也低估了“母親在孩子最早幾年留在家中照顧他們”的價值。

此前已有報道說，亞當斯希望對托育領域的監管來一場“篝火式清除”。而兒童與家庭管理局近期采取的一些舉措，也將增加家庭的托育成本，并加重托育機構的財務壓力。聽到這些時，我意識到，亞當斯給出的答案是錯的，就像23年前我母親問我的那個問題一樣。我們真正該問的是，究竟怎樣才能幫助家庭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撫養孩子。

事實是，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個國家都沒有為家庭提供真正的選擇。家庭無法靠一份工資維持生活，因為工資長期停滯不前，聯邦最低工資20多年來一直凍結在可憐的7.25美元。生活成本卻一路飆升，越來越多家庭難以承受。

在提供帶薪家庭假和帶薪病假方面，美國也是少數幾個沒有相關制度的國家之一。我們的托育體系長期資金不足，已經到了危機邊緣：家庭找不到或負擔不起托育服務，托育機構在極其微薄的利潤空間中艱難維持，幼教從業者則拿著貧困線水平的工資。

這些限制家庭選擇的政策失敗，只能靠強有力的公共投入來修補，而不是讓不同家庭彼此對立。還需要強調的是，不同家庭的需求差異極大，他們希望擁有多種照顧孩子的選擇，包括在不同場景下獲得高質量、負擔得起的托育服務。限制家庭選擇的政策失敗，只能靠強有力的公共投入來修補，而不是讓不同家庭彼此對立。

而現任政府自去年1月以來持續削減照護支持，大幅砍掉幫助家庭負擔食品和醫療開支的項目，這只會進一步壓縮家庭的選擇空間。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母親當年的那句話依然常常在我耳邊回響，盡管那個嬰兒如今已經大學畢業。需要說明的是，我當時被這個問題嚇了一跳，但并不意外。我的母親來自東南亞。她年輕時所在的國家幾乎沒有照護基礎設施。也就是說，照顧孩子、老人，以及生病或有殘障的家人，除了依靠家庭，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辦法。她母親上班時，是她的外祖母照顧她。這就是她腦海中的家庭照護模式。

后來，我父母結婚并來到美國。父親負責掙錢養家，母親則留在家里照顧我和兩個姐妹。還有一段時間，她也照顧正在接受癌癥治療的祖母。在她看來，家庭成員就該彼此照顧，沒有別的路可走。

盡管現任政府喜歡援引一個更簡單、被美化過的過去，但當時的現實其實要復雜得多。我母親之所以留在家中照顧我們三個孩子，部分原因也是她和父親當時同樣沒有太多更好的選擇。

母親是家里第一個上大學的人，原本是一名教師，還要在經濟上資助自己在祖國的大家庭。來到美國后，她的學位和教師資格都不被認可。如果不重新回學校讀書，她就無法從事自己原本的職業。若她要外出工作，我們家還得再買一輛車，而那是父母負擔不起的開支。

那時的托育選擇比現在還少。我童年大部分時間里，我們住得也離父親的家人不近。即便住得近，我的祖父母自己也有健康問題。

母親也總是很快指出，雖然她和父親靠一份工資養大了3個孩子，但那并不輕松。她給我們剪頭發，給我們做衣服，幾乎所有飯菜都從零開始做，而且那種生活一點也不像“芭蕾農場”式的田園幻想。她還會時不時在放學后照看鄰居家的孩子，并靠做些縫紉活補貼家用。16年里，她只回去探望家人兩次，第二次還是為了照顧彌留之際的母親。

說到底，撫養年幼孩子本來就很艱難，尤其是在一個頑固拒絕為照護體系投入資源的國家。我很感激自己和丈夫曾得到幫助，不僅有那些技藝嫻熟、充滿關愛的“陌生人”，也有盡可能常來看望我們的父母、住在附近的公婆，以及朋友和鄰居。

當然，我的家庭擁有的選擇、靈活性和資源，比許多家庭都更多。但所有家庭都應擁有足夠的選擇，能夠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實際需要照顧孩子。要讓家庭真正擁有選擇，我們就必須為照護體系、社區，以及能讓所有家庭都過上體面生活的工資和福利投入真金白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