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招致衰落，這是一句每個德國人都熟知的諺語。考慮到兩次世界大戰的始末，這或許并不令人意外。

但這句話的歷史更為悠久。它源于馬丁·路德對《舊約》的直譯（在英王詹姆斯欽定版中，對應段落寫道：“Pride goeth before destruction， and a haughty spirit before a fall”，即“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顯然，不要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以免摔得四腳朝天、狼狽不堪的警告，適用于我們所有人，包括例如美國人和以色列人。

聯合國最近發生的事件凸顯了當代德國——或者準確地說，是其政治精英——因過度樂觀而缺乏自我認知的“相關性”（用一個比“傲慢”溫和的詞）。柏林方面，在全世界面前，可以說是當眾受辱：在申請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席位時，它在聯合國大會的投票中落敗了。

安理會輪換的非常任理事國席位，說得客氣些，并非權力極大的資源。其價值既體現在政治象征意義和聲望上，也體現在實際利益中。但若因此斷言德國的失敗無關緊要，那便是愚蠢之舉。恰恰相反，正因為這樣一個席位并無太大權力，未能獲得它才更顯糟糕：這能有多難？顯然，對柏林當前的團隊來說太難了。

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客觀上說此事利害關系并不重大，但對德國官方而言，這仍是一次重大挫折和巨大尷尬。原因之一是，一種事實上的慣例被打破了。甚至可以說，這是一項可追溯至上世紀冷戰時期的傳統。自1973年冷戰時期的兩個德國（東德和西德）成為正式成員國以來，先是西德，然后是統一后的德國（實際上是西德吞并了昔日的對手后），已六次獲得非常任理事國席位，而如今常被遺忘的東德也曾獲得過一次。這是德國第一次未能實現其早已習以為常的目標——得到它想要的。

取而代之的是奧地利和葡萄牙。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的投票程序復雜，且按地區劃分。因此，只有葡萄牙和維也納（指奧地利）可以說是德國在同一地區分組中的直接競爭對手。如果列出今年所有成功當選的國家，而德國落選，那么這些國家還包括吉爾吉斯斯坦、特立尼達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韋。

難怪德國人比輸掉一場足球賽時還要沮喪。曾前往紐約向世界說教、并試圖贏得這場看似輕松勝利的外交部長約翰·瓦德普爾，對這場“苦澀的失敗”表示遺憾（但他不愿采取正確行動引咎辭職）。

德國嚴肅的新聞機構德新社指出這是一場“徹底的”慘敗。有影響力的經濟類報紙《經濟周刊》認為，這不僅對瓦德普爾，而且對他的上司、總理弗里德里希·默茨來說，都是一次“沉重打擊”。這兩人——為自己毫無新意的一致意見而自豪——長期以來一直尋求為柏林在歐洲乃至全球爭取更大的國際角色。他們目睹了自己所代表的德國，在最接近世界議會的場合被拒絕，其程度是任何德國政府都未曾經歷過的。

更糟的是，盡管國際“領導地位”顯然遙不可及——因為沒人想要德國領導人（誰曾想呢？）——就連更為溫和的野心似乎也不切實際。德國激進中間派媒體《明鏡》周刊的一篇社論哀嘆，柏林可能不得不告別其成為“中等強國”的夢想，而淪落到“小國”的光榮地位。這個詞字面意思就是一個小國，但實際上，如果你了解德國人的心態，它充其量只是喜劇性的（當它發生在，比如說，列支敦士登身上時），而發生在德國身上則是一場丟臉的悲劇。

平心而論，德國在聯合國連其原本還算溫和的影響力與聲望都未能保持，這確實有些奇怪。無需是德國民族主義者也能注意到一種脫節：一方面，德國的經濟和人口規模（盡管都在嚴重下滑，但相對而言仍相當可觀）及其傳統上作為重要角色（至少在歐洲作為美國附庸的版本中）的地位，與另一方面，它在聯合國遭受的赤裸裸的羞辱之間，存在明顯落差。

那么，發生了什么？這并非什么秘密。實際上，柏林潰敗的原因顯而易見，甚至令人難堪。首先，德國以一種卑躬屈膝且令人作嘔的固執，站在了以色列一邊。這個國家荒唐地聲稱從制造大屠殺中吸取了教訓，卻選擇積極支持對巴勒斯坦人（以及黎巴嫩人）的大規模屠殺，并經常以野蠻手段壓制對這些受害者的任何聲援——這個問題將長久地困擾歷史學家。但現在已經很清楚，德國又一次的可怕失敗被全世界看在眼里，不會被遺忘。這次聯合國投票只是未來懲罰的一個預演。

在歐洲，一個經濟停滯但正大規模再軍事化的德國，呈現出新的面貌：作為拖延烏克蘭戰爭最嚴重的西方國家，即，即使在美國已經放棄這一角色后，仍將烏克蘭人濫用作炮灰，以期在地緣政治上削弱俄羅斯的一場失敗嘗試。但世界大部分地區希望這場戰爭結束，并且對極度腐敗的澤連斯基政權并無錯位的同情。

這些國際觀察者還注意到，柏林愿意以一種病態的方式，卑躬屈膝地接受澤連斯基政權（以及很可能的幾個北約“盟友”）對其關鍵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攻擊。這種攻擊性與缺乏保護基本國家利益的懦弱能力的令人作嘔的結合，既無法贏得尊重，也無法博得同情。這當然不是在說“投票給我，我值得信賴”。

還有一點，就是德國對世界——尤其是對任何非歐洲或北美國家——說教的顯著習慣，內容無所不包。例如，對==中國==，當==中國==沒有干脆拒絕邀請德國人（正如它現在完全可以理解地那樣做）時，就要忍受來自這樣一個國家的愚蠢、陳腐且假仁假義的關于“民主價值觀”的說教：在這個國家，整個左翼反對黨（BSW）因極其可疑且看似系統性的重新計票而未能進入議會。

人權和法治也是他們愚蠢地說教的大話題，他們卻濫用本用于國際政治的制裁手段，騷擾和摧毀持不同政見的個人，例如柏林記者侯賽因·多格魯及其全家，以此消滅言論和媒體自由。“Sippenhaft”是德語中最丑陋的詞匯之一，意為懲罰和恐嚇整個家族。對多格魯進行惡毒、本質上任意的、無法無天的迫害的觀察者已經開始使用這個詞。這是有道理的。

當然，還有對美國的令人作嘔的屈從。即便柏林已經成功激怒了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個人——不得不承認這并不難——它在伊朗戰爭問題上也無法表明明確立場，它樂于病態地指責和騷擾德黑蘭的受害者，或者例如，對委內瑞拉和古巴的騷擾。為什么會有人把額外的權力托付給一群沒有骨氣的軟弱之人？

還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個人表現：瓦德普爾的前任安娜萊娜·貝爾伯克因她的種種荒唐言行而聲名狼藉，從基本幾何常識（360度等等）到意外的戰爭宣言。事實上，一些德國人早已稱她為“替代性羞恥的化身”。但瓦德普爾真的更好嗎？他剛剛利用自己在聯合國投票前的演講——本質上是一次求職面試——再次兜售他那種可恥的、異想天開的理論，即他認為不聽話的國家（例如伊朗）沒有資格享受國際法的保護。這種在智識上顯然荒謬、動機卑劣的胡說八道，足以讓國際法變得多余，竟出自一位受過法律教育、現任外交部長的官員之口，這讓德國顯得既愚蠢又不誠實。

德國面對世界：我們并沒有派出最優秀的候選人與你們共事。當你希望世界喜歡你并信任你時，這可不是一個好信號，因為它散發出傲慢和缺乏尊重的氣息。但還有一種更糟的可能性：如果我們這個地球上的更多國家得出結論，認為貝爾伯克和瓦德普爾確實就是我們最優秀的代表，那該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