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7號，東京中野區一個公共電話亭里。

齋藤杏花拿起聽筒，撥出了那串她背了兩年的號碼。

電話接通的那一刻，她母親的聲音從聽筒里傳出來。

杏花只說了一句“我在東中野車站附近”，然后捂住話筒，蹲在電話亭里哭得渾身發抖。

她穿著干凈的毛衣和牛仔褲，手里攥著500日元，看起來就像一個放學后迷了路的普通中學生。

警察趕到的時候，她站在電話亭外，朝父母揮了揮手，笑了。

兩年前，杏花13歲，剛上初一。

2014年3月10號下午放學，她沿著走了無數遍的路往家走。

有個年輕男人從路邊一輛車里探出頭，準確地叫出了她的名字和家庭住址，說自己是律師，她的父母正在辦離婚，委托他暫時照顧她。

杏花被帶上車之后，那個男人蒙住她的眼睛，忽然又換了套說辭。

你父母其實欠了一大筆債，打算把你賣掉。

他放了一段錄音，錄音里分明是她父母在商量“把她送走”。

杏花不知道那段錄音是用音頻軟件合成的，她信了。

那個男人叫寺內樺風，23歲，千葉大學的學生。

他把杏花帶到一間破舊公寓里，讓她給父母寫了一封報平安的信，然后開始了長達兩年的洗腦——

“你父母不要你了，他們已經放棄找你了，你是被拋棄的，是我收留了你。”

他給她吃牽牛花種子，一種含有致幻成分的東西，吃下去會產生幻覺、手腳不受控制。

她的神志昏昏沉沉，慢慢地開始相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但樺風從不鎖門。

他把公寓鑰匙隨手扔在玄關的鞋柜上，有時出門辦事一整天都不回來。

杏花逃過，不止一次。

她跑出公寓，在公園里向一個帶孩子的年輕母親求救，對方甩開她的手匆匆走了；

她又攔下一輛車，駕駛座上的男人搖上車窗，發動引擎從她身邊開過去；

一個老婦人在街對面看見她跑過來，只搖了搖頭說了句“不方便”。

她站在街上，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和車輛，覺得自己像一個被扔進下水道的布娃娃，沒人愿意彎腰撿一下。

她走回了那個從未上鎖的公寓，自己拉開門，坐回那間堆滿玩具和漫畫的房間里。

那之后杏花不再逃了。

樺風反而對她越來越松散，帶她去超市買東西，給她買了筆記本電腦，牽了網線，讓她可以上網、看動漫、玩游戲。

公寓里甚至放著一口小鍋，他教她做飯。

兩個人不像綁匪和人質，更像合租的室友，只是室友從不提起她的家，她也假裝自己從來沒有過家。

直到2016年春天，杏花在上網時無意間刷到一段視頻——

她父母在電視節目里，母親滿臉是淚，對著鏡頭說杏花你回來，爸爸媽媽沒有放棄你，我們找了你好久好久。

她坐在電腦前，反復倒回去看了好幾遍，確認那不是在演戲。

第二天她揣著僅有的500日元走出公寓，到地鐵站附近找了個電話亭。

樺風被捕的時候，渾身是血倒在公寓里。

他試圖割腕自殺，被管理員發現報了警。

急救室把他從鬼門關拽回來之后，警方在審訊室里坐到了他對面。

他交代得異常平靜，像是在講一個跟自己無關的故事。

1992年樺風出生在大阪池田市，父親白手起家開了一家防衛用品店，祖父是大學教授。

他從小品學兼優，待人禮貌，高中畢業考上日本頂尖學府千葉大學，四個月拿下飛行員駕照，課余時間跟朋友喝酒、參加社團活動，履歷表上每一欄都閃閃發亮。

但他在審訊中透露了一個所有人都沒察覺的秘密——他患上創傷后應激障礙已經很多年。

至于是什么創傷，他到判決下來都沒說。

他只是反復念叨一句話：我想做一個實驗。

他說杏花是他精心挑選的小白鼠。

他提前偷了12塊車牌，休了學，搬進一棟專門收留貧困留學生、鄰居大多不會說日語的破舊公寓。

他在埼玉縣朝霞市找了很久，最終盯上了這個身高155厘米、體重40公斤、每天獨自上下學的初中女生。

他跟蹤她回家，趁她家沒人翻進去，在一把雨傘上確認了她的名字。

然后他開著套牌車在那條她必經的路上等她放學，用編造的故事和一段假的錄音把她騙上車。

法庭上法官問他姓名，他說自己叫“大古健二”；

問他職業，他面無表情地說出那句后來轟動整個日本的回答：“我是森之妖精，住在和歌山縣那智瀑布。”

問他后不后悔，他答非所問——“我現在想吃炸雞。”

辯護律師坐在旁邊，沉默了好久才重新開口。

經司法鑒定，樺風被認定為限制能力責任人。

他被判處9年有期徒刑。

判決下來之后，他父親的防衛用品店生意一落千丈，當大學教授的祖父因為輿論攻擊被迫公開致歉。

而杏花考上了大學，這段經歷幾乎沒有在她身上留下疤痕——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我寫這個案子的時候一直在想一個問題：那三個從杏花身邊路過、沒有伸手幫她一把的成年人，后來在新聞里看見這個女孩經歷了兩年囚禁之后自己走出來、站在電話亭旁邊對著父母微笑的那張照片，心里有沒有被什么東西扎一下？

如果他們當時停下來問一句“你怎么了”，這個故事的結局會不會早兩年到來。

這世上最可怕的從來不是那些精心布局的壞人，是普通人日復一日低頭趕路、對身旁伸出來的那只手視而不見。

你們怎么看這件事？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