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分明就是公共賄賂。”社交媒體上，對美國政治話語的憤怒聲討迅速涌出，直指以色列政府一項剛被抖落出來的秘密行動。維基解密公布的泄露文件以及美國司法部依據《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留存的備案，共同揭開了這層遮羞布：以色列當局正在向一批美國社交媒體網紅付費，單條帖子最高可以拿到7000美元，條件是為以色列發聲、輸出親以內容。

這個代號不明的項目，由Bridges Partners LLC負責運營，并通過德國的哈瓦斯媒體集團來協調統籌。90萬美元——這是已經劃撥出來、專門用于招募和培訓十幾名網紅的總預算。按照猶太電訊社和《負責任的國家治理》雜志的說法，在以色列對加沙軍事行動招致日益強烈的反彈聲中，這次付費影響力行動目標明確：重塑美國輿論場上的風向。

盯著這一操作看，你會發現它不過是冰山一角。背后聳立著一個驟然膨脹的全球公關機器。《耶路撒冷郵報》披露，以色列外交部長吉迪恩·薩爾在2024年底，已經將以色列的全球公關預算一舉拉高了二十倍，抬升到令人瞠目的1.5億美元。這個數字本身，就是一份關于敘事戰緊迫感的聲明。

而在美國本土，更大體量的“彈藥”正通過AI生產線被制造出來。司法部備案文件與Mediaite、MSN News的報道相互印證：以色列每月支付150萬美元給美國數字策略師布拉德·帕斯凱爾，他是唐納德·特朗普的前競選經理，任務是用人工智能規模化產出親以色列信息。帕斯凱爾已于2025年初根據FARA完成外國代理人登記，讓這條AI驅動的宣傳管道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留痕。

【天價帖子的生意經：單條7000美元】
不妨先把算盤撥一撥。十幾名網紅，每人拿到的可不是幾百美元的“轉發費”，單帖最高7000美元的明碼標價，放在整個創作者經濟里都算得上是頭部級別的訂單。這意味著，參與者的粉絲量級、內容包裝能力，都經過篩選，且平臺很可能集中在TikTok和X這些被以色列高層視為“最重要戰場”的地方。這筆錢從哪來？前述900萬美元的招募培訓預算還只是前期啟動資金，而整體1.5億美元全球公關預算的盤子，已經為類似的多線作戰留足了子彈。

整個項目的操盤結構也同樣不簡單。Bridges Partners LLC在前端招募網紅、分發內容指引，哈瓦斯媒體集團德國分部在后方做策略協同——一套跨大西洋的代理鏈條，讓以色列政府與美國受眾之間隔了一層看似民間機構的濾網。但這種層層轉包，在FARA的照妖鏡下終究現了形。那些本來貌似自發的“支持以色列”的內容，現在被連根拔起，暴露出付費交易的底色。也難怪批評者會直接拋出“公共賄賂”這個沉重的字眼：當輿論場上的每一句褒貶都開始標價，公眾對話的根基也就被動搖了。

【AI批量造彈：每月150萬美元燒出新范式】
如果說招募網紅還屬于傳統認知里的“買水軍”，那么布拉德·帕斯凱爾的入場，則把這場輿論戰推進到了AI量產時代。每月150萬美元的持續投入，目標不是培養一個超級KOL，而是搭建一條內容生成流水線——用大模型批量化產出圖文、短視頻腳本甚至實時互動話術，再通過大批真實或仿真的賬號進行分發。這套戰法，和當年特朗普競選時數據驅動的微型定向廣告一脈相承，只不過現在融進了更強的生成式能力。

帕斯凱爾在FARA登記的行為本身，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信號。一個前總統競選經理，把自己的數字操盤技術賣給外國政府，而且明明白白注冊為外國代理人——這在美國政壇本就相當敏感。更不用說，當AI生成的內容混入普通用戶的信息流里，分辨哪些是真情實感、哪些是量化生產的話術，已經變得越來越困難。對普通美國網民而言，他們可能正在被一種不掛標簽的“程序化說服”所包圍，而埋單的，是一個正在加沙進行高強度軍事行動的外國政府。

【總理親自下場：把TikTok叫成戰場】
2025年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紐約特意會見了多名親以色列網紅，將這次付費行動的層級公然拉到了最高。猶太電訊社和《耶路撒冷郵報》羅列出了參會的部分面孔：Debra Leah、Lizzy Savetsky、Emily Austin、Shay Zabo、Hannah Faulkner、The LatinxZionist以及Dania Avner。這些人身后牽動的是不同社群、不同膚色、不同議題的粉絲群體，卻因為統一的政治標簽被集合在一起。

內塔尼亞胡的現場發言毫不掩飾對社交平臺的倚重。他直稱TikTok和X等平臺是“最重要的戰場”，強調在塑造全球輿論上，這些平臺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國家的總理，將商業社交媒體明確定性為戰役級別的陣地，這本身就值得現代信息社會深思。同時，這番高調會見也等于是向外界宣告：付費網紅計劃不是遮遮掩掩的邊緣戰術，而是國家公關戰略中的核心一環。

【民意翻盤：真金白銀為何買不回人心？】
諷刺的是，投入與產出之間的裂縫正在撕開。2025年9月，《紐約時報》與錫耶納學院聯合進行的民意調查給出了一組冷酷數字：

——51%的美國選民反對向以色列提供更多援助；
——巴勒斯坦獲得的支持率升至35%，而對以色列的支持率降至34%，與2023年時的輿論格局恰好顛倒；
——在30歲以下的選民中，反對進一步援助的比例高達68%；
——58%的受訪者認為，即使人質仍被扣留，以色列也應該停止軍事行動；
——更沉重的是，認為以色列在蓄意針對平民的比例從2023年的22%飆升至40%。

把這些數據與每月百萬美元的AI炮火、與總理親自站臺的網紅陣列擺在一起看，反差刺眼得幾乎不真實。當官方敘事機器全力開動，換來的卻是同情天平加速滑向另一方。尤其那40%“蓄意針對平民”的認知跳升，幾乎是在用民意數字，逐字逐句地反駁著所有精心策劃的帖子話術。年輕世代的態度尤其鮮明，68%的反對率，預示的不只是一次選舉風向，而是整整一代人對這場沖突和國際干預的底層判斷發生了扭轉。

【撕裂的輿論場與隱藏的代理人問題】
這種撕裂，把外國資助的影響力行動推上了倫理與法律的雙重烤架。FARA的立法初衷，就是防止外國勢力隱蔽操弄本國輿論。如今，以色列政府通過美國公司、德國代理商、本土數字策略師和AI工具，編織起一張精密的影響力網絡，恰恰踩在了這部法律的審視區里。批評者之所以喊出“公共賄賂”，不僅是因為付費發帖本身，更是因為這種操作試圖繞過公眾的知情權，偽裝成草根聲音滲透進日常討論。

與此同時，這起事件也把“代理注冊”這個老問題翻出了新花樣。過去，外國代理人更多是游說集團、傳統公關公司；而現在，一個擁有數萬粉絲的TikTok創作者，在收下報酬的那一刻，該不該、又怎么向粉絲亮明身份？當AI生成的批量內容偽裝成個人觀點，各平臺現有的標簽和審核機制還跟得上嗎？這些問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