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第6期 總第829期

地域題材創作熱中的冷思考

文/賴涵昔 李 鳳

地域題材一直是當代戲劇創作中最具活力的表達路徑之一。地方文化的獨特性不僅為劇作提供了豐富的情節土壤，也更容易讓觀眾對作品產生認同感和文化共鳴。因此，將地域題材作為創作切入點，本身具有充分的藝術與現實意義。然而，在創作實踐中，地域題材的活力常被異化。部分作品將地方元素符號化、標簽化，而忽略了人物內心、社會邏輯與生活復雜性。更為現實的問題是，地方功利主義的介入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創作：一些項目和劇目在創作初期即被政績需求或市場利益所驅動，創作目標偏向地方形象宣傳而非藝術表達。在這種背景下，故事被功能化驅動，人物趨于模式化，創作邏輯浮于表層，地域性被簡單地當作包裝工具而非藝術資源。

01

不是“哪兒的故事都能講”：

題材選擇的邊界意識

地域題材看似資源豐富，實則具有極強的適配門檻。一個地域里值得記錄的人或事，并非天然適合轉化為戲劇；即便具備文化價值與地方意義，若缺乏戲劇沖突、人物弧光與結構支撐，也難以成為合格的舞臺文本。換言之，并非所有地方文化資源都適合戲劇表達，也不是所有地方劇團都具備駕馭地域題材的能力。

當前創作中最常見的誤區，是將 “可采集的地方素材” 直接等同于 “可書寫的戲劇故事”，最終導致不少劇目僅有地域外殼，卻缺少戲劇最核心的矛盾張力、人物動機與結構重心，變成有地方、無戲味的平鋪直敘。對地域題材的提煉，必須建立在三重基礎之上：對地方精神的深入體察、對現實語境的清醒把握，以及對戲劇結構規律的專業理解。在地域題材創作中，判斷 “能不能寫”“能否寫得好”，遠比糾結 “有沒有可寫的” 更為重要。創作者只有樹立明確的題材邊界意識，才能從龐雜的地方素材中篩選出真正適配舞臺的內容，進而確立清晰的藝術方向與文化立場。

02

陷于小我，囿于就地：

地域戲劇的創作誤區

當地域題材成為舞臺創作的熱門選項，隨之而來的不只是文化再現的熱情，也有敘事視野的收縮與表達邏輯的誤判。不少作品雖以“地方”為名，實則局限于“小我”之中，采用自述、懷舊、符號化等浮于表面的方式，在形式與精神方面皆難以達成真正的藝術轉化。

最常見的誤區，是將地域視為題材的保險牌。許多劇目依賴地名、人情、民俗構建劇場氛圍，卻忽略了戲劇本體最核心的矛盾沖突與價值張力。人物只是地方形象的代言人，情節是現實生活的流水賬，沒有真正的精神剖析，也缺乏必要的審美加工。這種就地寫實，非但無法打動人心，反而讓地方性束縛了創作格局。另一種誤區，則表現為封閉式表達。創作者沉溺于本土經驗的內部邏輯，不愿跳出既有話語系統加以重構，導致作品既無法與更廣闊的社會議題產生連接，也難以被非本地觀眾理解與認同。

壯劇《牽云崖》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對地域身份的過度依賴與固化認同。部分作品將地方元素神圣化，把地域特色封存為不可觸碰的文化標本，或是有意拔高、一味頌揚，缺乏應有的自省與批判；或是創作者在資源競爭中陷入焦慮，急于爭奪“非遺話語權”“文化代表權”，讓戲劇淪為形象包裝的工具，而非真實表達生活的載體。真正有力量的地域戲劇，從來不以“就地”作為借口，而是能從熟悉的語境中發現復雜性，在個體生命經驗中抵達共通的人類情感。新編壯劇《牽云崖》取材于西南少數民族的民間傳說《蛇郎的故事》。在原本的故事里，姐姐因嫉妒與貪念害死妹妹，終遭報應，情節帶著濃厚的因果報應色彩，也顯露出舊時代的倫理觀念。劇作家在改編中舍棄了這種簡單的善惡對立，將兩姐妹設定為孿生，讓她們的命運緊密相連，并將姐姐俏來推至敘事的中心。她不再是單純的惡人，而是一位在愛與妒、悔與悟之間掙扎的凡人。在這場改編中，《牽云崖》擺脫了舊傳說的懲惡邏輯，讓“罪”與“贖”的關系更顯人性化。這樣，悲劇不再只是報應的結果，還是靈魂覺醒的過程，使現代觀眾更易接受。

在地域題材創作中，還需防止陷入“地方保護主義”的窠臼。創作不應停留在自我認同或本土偏見的狹小視角，而應以開放包容的態度接納其他地域的文化元素與創作理念。文學與戲劇的生命力，往往源于跨越界限的交流與碰撞。跳出地域的局限，用更廣闊的視野審視本土題材，才能讓作品既扎根于本土，又超越地域的局限，實現文化與藝術的深度共鳴。

03

從地方走向世界：

地域題材創作的視野拓寬與主體自覺

決定一部地域題材戲劇成敗的，往往不是素材，而是駕馭素材的能力。只有當創作者真正深入地方經驗、理解劇種語言，并具備以個體經驗通向普遍精神的創造力，地域題材才能擺脫表層化敘述，生成具有審美力量與思想張力的作品。

豫劇《紅旗渠》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紅旗渠”成為多種藝術表現形式爭相描繪的重要題材。無論是話劇、戲曲還是影視作品，都聚焦于開渠工程的艱辛與壯烈。雖然工程難度與付出令人震撼，但許多作品僅停留在事件層面，缺少更深層次的思想挖掘與人文關懷。豫劇《紅旗渠》則以現代視角重新聚焦敘事，圍繞牛大剛一家、楊貴與群眾、吳祖太與薄慧貞等多重人物關系展開，將親情、愛情與責任感巧妙地融入修渠歷程之中。這條“人工天河”不僅展現了水利工程的宏大場景，更蘊含著真摯動人的情感溫度。吳祖太臨終高呼“要水天上流”，不僅是對信念的堅定告白，更象征著精神的傳承；而失明后的趙盼水與張山虎的“我愿意”的承諾，則凝結了跨越生死的深厚情感。

川劇《江姐》

地域戲劇的生命力，根植于劇種特性與題材精神之間的深層共振。劇種并非題材的外殼，而是一種獨立的藝術語法，中國300余種地方劇種，正是在各自的歷史與生活土壤中形成了獨特的審美氣質與敘事方式。只有當創作者以劇種的藝術邏輯去理解題材、以題材的思想意蘊去激活劇種潛能，兩者的交融方能超越地域的局限，顯現出面向世界的文化表達力。川劇《江姐》在汲取同名歌劇素材的基礎上，未拘泥于原作形式，而是以川劇自身的聲腔結構和表演體系重新塑造人物情感。開場《船工曲》以“吼、喊、幫”的號子節奏取代歌劇的“領、唱、合”，并在歌詞中融入“吆”“咳”“啰”“吼”等川渝方言襯詞，使音樂節奏更具地域張力與生活質感。這種改寫并非形式化的“地方化”，而是一種主體性的藝術選擇，通過劇種語言去重塑時代精神，使信仰的堅守與民族的悲壯在川劇獨特的聲腔中獲得新的表達。從這一意義上看，地域題材的價值不止于再現地方風物與方言風情，還在于通過劇種特性的創造性轉化，讓“地方”成為通向“世界”的文化坐標。

秦腔《西京故事》

地方性不僅是歷史與民俗的存續空間，更蘊含著尚待開掘的現代性資源。地域經驗中往往潛藏著社會轉型的印痕與情感結構的裂隙，它們既屬于地方生活的現實表征，也折射出普遍的人類境遇。創作者若能以當代意識重新進入地域語境，便能從風土人情、社會變遷乃至集體心態中，提煉出跨越時空的精神母題，使地方故事擁有面向當下與未來的思想活力。秦腔現代劇《西京故事》以鮮明的現實關懷切入當代社會的深層矛盾。該劇聚焦農民工、農村大學生、富二代等多元社會群體，借西京城大雜院的生活切片，揭示城鄉二元體制所帶來的身份困境與心理撕裂。值得注意的是，該劇雖扎根于秦腔這一地方劇種，卻以地方性為支點，折射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議題。西安的文化肌理在劇中既是背景，也是象征，厚重、包容、充滿變遷的城市氣質映照出中國社會轉型的復雜面貌。由此，舞臺上的“西京”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成為時代變遷中普通人命運的縮影，展現了他們在沖突與裂變中頑強拼搏、尋求希望的精神光輝。

04

結 語

地域題材從不缺乏素材，真正稀缺的是創作者對生活的洞察力與對結構的把控力。一地一事，若無深度判斷，只會陷入情感自說與文化消費的泥沼；而當創作主體真正走進地方，理解其復雜紋理，掌握其精神氣質，才有可能將地方性的藝術經驗轉化為普遍性的藝術經驗。題材不在多，而在深；表達不在近，而在準。只有在結構能力、劇種理解與時代意識的多重支撐下，地域題材才可能跳脫“為地方而地方”的表層邏輯，成為回應現實、照見人心的劇場表達。真正有生命力的戲劇作品，從不是“講地方”或“為地方”，而是在地方經驗中發現時代精神，在有限世界中建立開放結構。從熟悉的土壤出發，帶著抵達遠方的意志，才是地域題材創作的精神高度與前行方向。（本文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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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羅松

制作 孫竹

主管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主辦 中國戲劇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