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對話新聞網》6月11日報道，特朗普在拉丁美洲發動的“涉毒恐怖主義”戰爭，讓人想起里根——無論當年還是現在，重點都不只是打擊販毒活動，更在于對付左翼力量在近幾十年的美國總統中，唐納德·特朗普比任何人都更積極地推動美國在拉丁美洲的軍事干預。

2026年1月3日，美國特種部隊以“涉毒恐怖主義”罪名抓獲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在這次行動前的數月里，美國南方司令部已開始在加勒比海和東太平洋打擊小型高速船只。圍繞這些所謂“涉毒恐怖分子”的持續戰爭，死亡人數已超過200人。這些行動的核心，是特朗普政府宣稱要打擊非法麻醉品犯罪組織。白宮和美國國務院已將大量游擊組織、非法麻醉品集團、幫派和犯罪網絡列為“外國恐怖組織”。

華盛頓還擴大了與厄瓜多爾和薩爾瓦多的安全關系，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都屬于特朗普的右翼盟友。特朗普政府也在向哥倫比亞、危地馬拉、巴西和墨西哥的左翼政府施壓，要求它們加入美國的禁毒戰爭，否則就可能招致特朗普的報復。

從為動用武力打開法律通道的角度看，“涉毒恐怖主義”這一標簽非常有用。特朗普政府正是以此為依據，為抓捕并起訴馬杜羅的“絕對決心行動”辯護。但在一些觀察人士看來，特朗普赦免右翼盟友、前洪都拉斯總統胡安·奧蘭多·埃爾南德斯，卻與其“禁毒戰爭”相矛盾。埃爾南德斯此前因涉毒及相關武器犯罪被定罪，被判處45年監禁。

不過，禁毒戰爭的歷史，尤其是羅納德·里根執政時期的歷史表明，“涉毒恐怖主義”這一標簽從來都帶有政治色彩。我對里根與禁毒戰爭的研究顯示，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幫助美國決策者實現了本質上反共、反左翼的政治目標。

1982年，秘魯總統費爾南多·貝朗德·特里首次提出“涉毒恐怖主義”一詞，用來描述“光輝道路”游擊隊滲透違禁藥物貿易的現象。“光輝道路”是秘魯一個極端激進的黨派分支，也是拉丁美洲最殘暴的叛亂組織之一。后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認定，在這場沖突造成的70000起死亡和失蹤事件中，至少有一半應歸咎于這支游擊隊。它試圖推翻其所稱的“資產階級”民主政府。

秘魯軍隊將這支游擊隊逐出其位于南部安第斯山區阿亞庫喬的根據地后，他們北上進入上瓦亞加河谷。彼時，這一地區是全球一半以上可卡因供應的來源。秘魯警方與美國緝毒局合作，在上瓦亞加河谷組建了專門的禁毒部隊，重點開展鏟除種植作物的行動。這一策略試圖通過消滅可卡因來源——古柯植物——來減少相關違禁品的供應。

農民對這些行動的抵制，反而助長了“光輝道路”的叛亂：一方面為其提供了新成員，另一方面也讓游擊隊得以插入農民與警方之間。

隨著冷戰接近尾聲，軍事化的禁毒戰爭在老布什政府時期進一步擴大。美國聯邦禁毒預算幾乎翻了一番，美國官員也向秘魯施壓，要求其禁毒行動同樣軍事化。但直到秘魯武裝部隊與毒販達成一種默認的停戰安排后，他們才得以在1992年9月鎖定并抓獲“光輝道路”領導人阿維馬埃爾·古斯曼，進而瓦解這場叛亂。

秘魯的反叛亂之所以成功，在于其采取了一種有意切斷游擊隊與毒販聯系的策略。實質上，秘魯軍方從左翼游擊隊手中接管了相關非法貿易。美國禁毒官員及其秘魯警方同行對這一做法并不滿意，成千上萬被卷入沖突的人更是如此。但對許多更在意擊敗“光輝道路”而非遏制違禁品流入的美國國防官員來說，“違禁品恐怖主義”這一標簽促成了一次明確的成功，也提供了一套有價值的藍本。

在美國關于“違禁品恐怖主義”的概念中，真正把犯罪集團與游擊隊牢固聯系在一起的事件，是1985年11月哥倫比亞“4月19日運動”對司法宮——也就是該國最高法院所在地——的圍攻。“4月19日運動”因一場存在爭議的選舉而得名，其主要目標之一是在哥倫比亞建立新政權。游擊隊劫持了高等法院人員，意圖讓時任總統接受審判。隨后與軍方爆發的沖突造成近100人死亡，其中包括士兵、游擊隊員以及11名大法官。

1986年4月，里根政府發布第221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正式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把禁毒與反叛亂聯系起來。將相關毒品問題宣布為國家安全威脅后，美國得以更廣泛地介入哥倫比亞針對根深蒂固的游擊組織——如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和民族解放軍——的反叛亂行動。

這種合作一直延續至今，但目前正因特朗普與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之間的敵意而受到威脅。佩特羅本人曾是“4月19日運動”成員。

“涉毒恐怖主義”這一標簽不僅被選擇性地用于左翼游擊隊，也被用于拉丁美洲政府。里根政府抓住有關尼加拉瓜和古巴參與違禁品貿易的指控，試圖影響美國公眾輿論。當時，美國民眾擔心再次陷入類似越南戰爭那樣的泥潭。

越南戰爭打破了美國外交政策中圍繞遏制蘇聯形成的共識，但1980年代的快克可卡因流行，則為美國干預提供了一個新的強大理由。國會以人權問題為由限制對反共武裝組織的援助后，里根公開指責尼加拉瓜的桑地諾左翼政府參與毒品交易。

支持這一指控的唯一證據，很可能來自美國緝毒局與中央情報局聯合實施的一次誘捕行動。行動涉及美國毒販、后轉為緝毒局線人的巴里·希爾。后來，好萊塢電影《美國行動》曾由湯姆·克魯斯飾演這一人物。但外界隨即質疑，這次誘捕行動鎖定的那名尼加拉瓜涉毒人員，是否真的與桑地諾政府中的任何人有關。

里根政府卻無視有關“武裝組織”本身向美國走私可卡因的指控。事實上，由聯邦參議員約翰·克里主導的一項參議院調查發現，政府官員曾多次無視或阻撓有關“武裝組織”涉毒的證據。中情局監察長也發現，該機構收到過類似指控，但并未加以核實。這些行為之所以被容忍，是因為它們為里根及其支持者所認定的“正義事業”籌集了資金。在他們看來，“武裝組織”是為把尼加拉瓜“解放”出來而戰的“自由戰士”。

無論當年還是現在，華盛頓的決策者都在推動一種地區性戰略，目的是加強安全合作，提升盟國的軍事能力。2026年3月，特朗普政府組建“美洲反卡特爾聯盟”，又稱“美洲之盾”。這一安全聯盟宣稱要阻止非法移民、俄羅斯和其他外部勢力的干預，以及“涉毒暴力幫派和卡特爾”。在3月7日的啟動峰會上，特朗普強調：“打敗這些敵人的唯一辦法，就是釋放我們軍隊的力量。”

無論當年還是現在，這種合作看起來都指向西半球的左翼政府。在很多情況下，以涉毒問題為框架的敘事本身就是采取行動的明確理由。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美國將巴西最大的兩個犯罪幫派列為“外國恐怖組織”，這促使巴西左翼總統盧拉領導的政府官員警告稱，任何以此為借口的干預都是“不可接受的”。

在另一些情況下，政府的論證范圍更廣。美國針對古巴不斷升級的軍事行動、強硬言辭和制裁，其中包括宣布這個島國是對美國安全構成“異常和特別威脅”的國家。這讓許多人猜測，古巴可能成為下一個政權更迭目標。

“涉毒恐怖主義”這一標簽或許會因個案不同而被選擇性使用，但其結果仍然是實現可追溯至冷戰時期的反共政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