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2月10日上午9時30分，重慶較場口廣場上人聲鼎沸，很多學生、教授、學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在頭一天就已趕到了城內。文化名人郭沫若同志偕夫人前來參會。參加大會的團體帶著各自的隊伍，陸續進入會場，到會群眾約有一萬余人。

就在這個時候，有預謀事先布置在臺上臺下的特務打手們同聲吆喝，蜂擁而上，同時高聲吼叫：“開會，開會！”特務打手們包圍名人，一陣拳打腳踢。頓時臺上臺下秩序大亂，暴徒打手們大打出手。有人被扯掉胡須，有人踢倒在主席臺下，有人頭部鮮血直流。

這時參加會議的郭沫若趕緊起身阻攔，大聲喊道：“請勿打人！請勿打人！”沒有想的是，歹徒們便抓住他的胸口，先打落眼鏡，再把他打倒在地，狠踢他的胸口，盡管許多與會群眾竭力維持會場秩序，并同這些反動家伙展開積極斗爭，但由于這些勢力蓄意制造事端，事前就準備了鐵條、磚頭等兇器，肆意行兇，到會群眾當場負傷和失蹤的就有60多人。

針對這次開會遭受暴打事件，郭沫若曾經對親人開玩笑說：“別人發了抗戰財、勝利財、接收財，而我卻發了‘挨打財’。”他挨打之后，許多朋友和同事們都對他進行慰問，他表示由衷的感謝，說：“自己只受傷，算不了什么……。我身上還有許多血，我是準備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表示了自己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到底的決心，后來，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一文中，追述較場口事件時說：“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獲。在我身上多挨幾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幾拳。在我身上多流幾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幾珠血……我已經得到了精神上的滿足……國內國外的同情。”

一手制造暴打郭沫若的人，便是原國民黨中統特務，畢業于黃埔軍校四期，1933年后先后曾任國民政府中央司法院法制專員、軍法執行總監部司法長、少將專員等職務的鄭蘊俠。因為這次打傷郭沫若等有“功”，鄭蘊俠的特務組織擴建為“國防部新編反共救國軍第一軍”，他被任命為少將政治部主任兼軍特別黨部書記長，隨后，鄭蘊俠又組建一支“東西山游擊縱隊”，妄圖阻止重慶解放。

在隨后的所謂“重慶行動”中，鄭蘊俠布置手下將很多的公共場所全部都炸毀，其中就包括機場，沒有想到的是，他此舉正是斷了自己逃跑的路線，所以無奈呢之下只能前往成都的飛機場，進行逃亡，但是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傳來了一個消息，就是這個城市已經解放了。不識時務的他好象螳螂擋車，解放軍一到，這支隊伍頃刻間土崩瓦解，如作鳥獸散。從此，少將鄭蘊俠也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這個時候，“清匪反霸”、“除奸肅特”的標語隨處可見。嚇得他把兩支手槍和子彈偷偷丟進了沱江。他又來到大足縣龍水鎮，心想孤身一人四處逃竄，很容易出事，必須找個身份做掩護。他胡亂買了一籮筐鐵剪、菜刀之類的鐵貨，跟在3個鐵貨老販子屁股后也假裝賣鐵貨。他們沿途“趕溜溜場，直奔川南，幾天后到達赤水河畔川黔交界的敘永縣，鄭蘊俠一陣高興：過了赤水河就是貴州畢節縣，然后就可以經威寧去云南出境。

后來他發現云南解放了，只好又返回四川，并化名劉正剛，一路躲躲藏藏，來到川南重鎮瀘州，尋了一處僻靜的小棧房落腳。隨后又隱入川黔接壤的灌水鎮(現屬貴州務川)，此后，灌水老鎮上經常出現一個雜貨販子，還修電筒、配鑰匙、補鞋。

后來他和當地村民漸漸熟悉了，便寄居在村民家中，當地“農會”為他定的“成分”是“貧民小販”，之后又被當地村委選為貧民，分到了房子和土地，更是在村民的介紹下，娶了一個名叫邵春蘭的妻子，兩口子平平淡淡地過日子，生活一片祥和，倒也樂在其中，周圍沒有一個人懷疑他的身份，就這樣隱姓埋名的過了數年。

但是，再狡猾的狐貍終究逃不過獵人的眼睛，直到全國解放8年后，鄭蘊俠當食堂會計時，由于文化程度太高，引起領導懷疑，上報了當地公安機關，被監控，并抓捕歸案，他成為最后一名落網的國軍將軍，后來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上級對在押的所有原國民黨黨政軍特人員予以寬大釋放，鄭蘊俠因在獄中表現積極，獲得特赦。出獄后，鄭蘊俠回到被捕前的貴州務川，被安排在縣城二中教高中語文和世界地理，并特邀為縣政協的“駐會委員”。

鄭蘊俠，江西撫州臨川青泥鎮榮陽鄭家村人，他的父親鄭宗堯，畢業于京師法政學堂，曾是一名留日法律系高材生，回國后曾任孫中山大元帥府任軍法官、后任國民政府司法院參事，晚年在重慶經營藥店。鄭蘊俠子承父業，他成年后也選擇學習法律專業，先考入上海法學院法律系，后來又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后參加北伐軍，在何應欽部任職。

抗戰時期，鄭蘊俠曾經率部參加過臺兒莊戰役，特別炮火連天的滕縣守城戰，苦撐到援軍趕來，曾目睹抗日名將王銘章壯烈殉國，對此，曾經滿含仇恨地改寫岳飛的《滿江紅》：“駕長車踏破富士山缺。壯志饑餐倭奴肉，笑談渴飲東洋血”以表達自己抗日之決心，后來隨中國遠征軍遠征過緬甸，應該說在抗戰中，鄭蘊俠是有貢獻的。

然而，抗日戰爭勝利之后，鄭蘊俠的主要活動就是干特務，他率領的特務組織，對我黨進行了一系列慘無人道的迫害，對各地的政治、生產領域進行一系列擾亂行為，特別是參與指揮了“滄白堂事件”和“校場口血案”。鄭蘊俠帶領大小特務，對民主人士和歡慶群眾進行毆打，指使特務抓捕民主人士等，釀成了震驚中外的“較場口血案”，欠下了一大筆血債。

由于鄭蘊俠組織策劃了幾次大事件，他的行蹤成為中央領導人關注的焦點，高層曾經明確指示“生要見人，死要見尸”，但他“潛伏”長達8年之久，直到落網，當他得知當年曾經暴打的郭沫若已經成為新中國的高層領導的時候，覺得新政權能給自己一條生路，可算是十分寬大，其政策偉大，給我的再生啊。

因此，這名在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有著經歷非同一般的人，曾經是抗日軍人、大特務、將軍、逃亡者、囚犯、委員，種過田、打過工、賣過水果，做過炊事員，還當過兵，當過官，他這一生中，吃過許多的苦，受過許多的罪，挨許多的過罵，常被人瞧不起，盡管如此，他始終堅守本性，利用這些困難，挫折、屈辱和痛苦磨練自己，練就了吃苦耐勞，也鍛煉了身體，增強了身體的免疫力，病痛也不敢找他的麻煩。…憑借超強的生存技能，直到2009年7月，走完了102歲真真假假的傳奇人生。

鄭蘊俠臨終的時候，對親屬們念念不忘的遺言，是要承擔一份，向犧牲的烈士在天之靈和親屬們請罪，想回到曾經策劃暴打郭沫若的地方：就是回到重慶較場口看看，他想站在歷史面前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