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云：“靜恭爾位，好是正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這是《詩經》中常常被后世學者引用的詩句，前句是說人應嚴肅恭敬地對待自己的職位，應喜好和修持正直的品德；后句更加形象，以周代如砥石一樣平整和像箭一樣端直的道路為譬喻，形容人的心胸寬廣、坦誠、正直而無私。由此可見，“正直”，從上古以來一直都是被人喜好和贊賞、值得人們追隨和效法的做人的優良品格與美好德行。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正直”不僅是一般人所應具備的美好品德，更應成為為官從政者必備的優良品格和美好政德。那么，究竟何為正直？對于為官從政者而言，其特殊的重要性又究竟何在呢？我們不妨先從字義談起，考察一下“正直”在中國思想觀念史脈絡中的特殊政治含義。

“正直”釋義。中國文字有著獨特的魅力，造字皆深具意蘊。據《說文解字》：“正，是也。”“直，正見也，從乚從十從目。”徐鍇曰：“乚，隱也，今十目所見是直也。”“乚，匿也……讀如隱。”很顯然，“正”就是“是”（對或正確）的意思，而“直”也就是“正見”（是或正確之見）的意思。而耐人尋味的是造字者用“乚”加上“十”和“目”構造成“直”字，真可謂匠心獨運。通俗地講，“直”的意思就是說，小乚，別看你隱藏得很深，但有十只眼睛看著你吶！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眾目睽睽之下，你是無所隱匿遁形的。十只眼睛所看到的，那是不會錯的，一定是真的和正確的。這就是所謂的“直，正見也”，而“正，是也”。

由上可見，所謂的“正”“直”或“正直”，僅從字義來理解的話，也就是要擦亮眼睛、看清事實真相，從而才能具備明辨是非的“正見”，能有“正見”即為“直”。故荀子曰：“是謂是、非謂非曰直。”而且，在荀子看來，能辨別是非者事實上也就是智，故曰“是是非非謂之知”，反之，“非是是非謂之愚”。就人而言，正直的人，一定是能明辨是非的人，也就是真正的智者。反之，是非不明，正邪不分，黑白顛倒，豈不愚蠢至極！用王陽明的說法，知是知非之“知”，其實也就是吾人與生俱來的“良知”。人生而為人，“挺然直立”而具“獨立參天之雄姿”，竟至良知泯滅，不明是非，不辨曲直，豈非妄生為人！

毫無疑問，“直”與不“直”，關乎個人的人品問題，更關乎官員的官品和政德問題。個人的人品問題事小，而官員的官品和政德則事大，因為人心不直、官品不正，乃至官無品、政無德，邪正不分，是非曲直不明，歪風邪氣盛行。要想官場風清氣正，權力規范運行，實現優良治理，那實在是難乎其難的。正所謂“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

“公平正直”的王道理想與理國要道。中華民族有著未嘗中斷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之所以能夠長期綿延而永續發展的秘密是什么呢？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這話實可用之于中華民族，亦即吾人對于中華民族，如有所贊譽，一定是中華民族確有豐富而燦爛的優良文化傳統才能夠日新其德、可大可久。說到底，從文明發端以來，中華民族便逐漸形成了“直道而行”的優良行為傳統。不僅“直而溫”被看作個人應具備的優良品格，而且“正直”更被視為作為“治天下之大法”的“洪范九疇”中第六疇“三德”之一，甚至是王道理想的根本原則，正所謂“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作為王道理想或者是理國要道，公平正直在后世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和推崇。那么，如何才能實現公平正直的美好政治理想，又如何將這一理國要道真正落在實處呢？沒有別的辦法，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首先在選人、用人上一定要“舉直錯諸枉”而不是“舉枉錯諸直”。

孔子弟子樊遲問孔子何為“知”（智），孔子答以“知人”。樊遲不明白孔子這話的意思，孔子進一步解釋說：“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還是不明白，就向子夏請教，子夏說：“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意即：孔子之言是多么深富遠見卓識的意義呀！舜治理天下，從眾人中把正直的皋陶選拔出來加以重用，那些不仁的人便都遠去了。商湯治理天下，從眾人中把賢能的伊尹選拔出來加以重用，那些不仁的人便都遠去了。這就是所謂的“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反之，“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說到底，平治天下、治理國家的根本要道實不外乎此，那就是：選拔舉用正直而賢能的人，自然也就能使那些邪枉奸佞之徒心生愧恥而變得正直了。正唯如此，故當魯哀公向孔子咨詢：“何為則民服？”孔子毫不猶豫地答：“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直道在人”的優良官品與士節。我們還可以接著孔子的主張進一步深入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治國理政為什么一定要選拔任用為人正直的官員呢？或者，治國理政者為什么一定要要求為官從政者具備正直的官品和政德？

其實，道理很簡單，那是因為唯正直之士能夠秉持公心，堅持原則，正言直諫，遵循道理而行。正所謂：“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公心不偏黨也。”“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敡（通‘易’）行。”“以正輔人謂之忠，以邪導人謂之佞。夫怫過納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但是，如果官場混濁、言路壅塞的話，那么結果只能是“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不過，正如張養浩所說：“正直亦有時而被禍者，君子以為不幸；奸邪亦有時而蒙福者，君子以為幸。一以為幸，一以為不幸，則其是非榮辱不待別而可知矣。故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臣子之盛德，不蕩于富貴，不蹙于貧賤，不搖于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

不管怎樣，唯有選拔任用“直道而行”的好直之士或正直而賢能的官員，國家的優良治理才是可望可期的。舜之所以選拔舉用皋陶為士，是因為皋陶正直而執法公正，正所謂“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湯之所以選拔舉用伊尹，是因為伊尹賢能而富有事業心和責任感，正所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為官須正直，為士要有節。故自秦以來，對為官從政者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務必“精絜（潔）正直”。呂本中亦明確講：“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呂坤在《吏品》中更申言道：“士君子生天地間，七尺之軀，等于二大，六合之事，任于兩肩，須有正大胸襟，勁直骨力……若奔走以為恭，奉承以取悅，觀眉睫為應對，不顧是非，探意指為從違，惟徇喜怒，鉆刺勢力門墻，開創污辱徑竇，富貴利達，豈不坐致？而品格最卑卑矣。是曰諂諛之吏。”

總而言之，官有官品，士有士節，為官從政者不以個人得失功名為念，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正確政績觀為指引，“直道而行”，國家才能真正實現良政善治的遠大目標。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羅浩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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