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和美國正在推動加沙重建方案，而這些方案的隱含目標，是摧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提出這一觀點的是以色列建筑師埃亞勒·魏茨曼。他是“法證建筑”創始人，該組織致力于揭露侵犯人權行為。他認為，種族滅絕并未結束，而是通過一種殖民式城市規劃繼續進行。

1948年通過的《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規定，如果某些行為是以全部或部分消滅某一群體為目的而實施，就構成這一罪行。前兩項包括大規模和造成嚴重身體或精神傷害。第四項和第五項涉及切斷一個群體的生物延續性。

第三項則禁止“故意使該群體處于某種生活狀況下，以毀滅其全部或局部的肉體生命”。這指的是間接殺人方式：它不是直接攻擊人的身體，而是摧毀他們賴以生存的環境。所謂“生活狀況”，包括建筑、醫院、社會基礎設施、污水和供水系統、電網以及農業。若這些結構被有意摧毀或削弱，一個群體的生存能力就會下降，因此，這也是一種緩慢而折磨性的消滅方式。

“建成環境決定一個群體的生活條件”這一觀念，讓人想到現代主義建筑運動的理念。波蘭裔猶太法學家拉斐爾·萊姆金在1944年出版《軸心國在被占領歐洲的統治》一書，首次提出并界定“種族滅絕”一詞時，這種理念仍占主導地位。

他將其定義為旨在“摧毀民族群體生活基本基礎”的行為。他想到的是，納粹如何把猶太人隔都和強迫勞動營作為緩慢、間接的滅絕工具。但他也清楚，這種毀滅方式有殖民主義根源。盡管所有殖民地都發生過直接暴力，殖民者消滅原住民更常見的方式，卻是緩慢而間接的壓迫。被統治的人口被剝奪祖居地，與維持其生計和舉行儀式的土地分離，被關進保留地，最終走向滅絕，而最好的土地則留給歐洲殖民者。

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兩年半后，加沙地帶大部分地區都已被炸彈、炮火、坦克炮彈和地雷摧毀，并受到污染。這場破壞浪潮始于加沙邊界圍墻，隨后向內推進，把巴勒斯坦人驅趕到以色列軍方所謂的“安全區”和“人道區”。但這些地方從來都不是安全區，也不是人道區。它們是像馬瓦西那樣擁擠的海岸地帶，只有干燥沙丘，沒有住所、衛生設施和其他服務，還持續遭受轟炸和襲擊。

推土機把加沙東部肥沃的農田變成了單調的荒漠，灰色碎水泥與當地黃土混在一起。拉法這樣的整座城市、拜特哈嫩這樣的村莊、賈巴利亞這樣的難民營，都被夷為平地。建筑在轟炸中倒塌，或被推土機推毀后，塑料、電纜、溶劑、絕緣材料和石棉等殘骸會滲出有毒化學物質，進入土壤。

有些炸彈會先鉆入地下再爆炸，把鈾、鉛、砷等重金屬或類金屬釋放到深層土壤中。許多物質需要數十年才能分解，長期留在地表之中。一個曾有人居住的地方，變成了以色列前將軍吉奧拉·艾蘭所說“任何人都無法生存”的地方。

許多巴勒斯坦人記得1948年大規模流離失所的后果，因此不愿離開家園。盡管遭受轟炸、缺乏援助，他們仍留在加沙城廢墟中。埃及加強了邊境管控，拒絕讓加沙民眾整體進入，只允許那些付得起高額費用的人通行。眼見無法實現目標，以色列轉而試圖把巴勒斯坦人壓縮到加沙越來越小的區域內，等待下一次驅逐機會。它在這些區域之外實施的徹底破壞，目的就是阻止人們返回被驅逐出的地方。

當前的“停火”于2025年10月10日生效。根據協議，加沙被一條黃線分成兩部分，以色列軍方控制了加沙54%的土地。到12月，以色列已單方面將這條線向西推進，使其控制面積擴大到58%。以色列總參謀長埃亞勒·扎米爾稱，這條黃線是以色列與加沙之間的“新邊界”。

在“法證建筑”團隊的調查中，研究人員發現，沿黃線大部分走向新建了一道土堤，并出現了7個新的軍事前哨，其中一個建在墓地之上。近幾個月來，這些營地及其連接道路都已鋪設瀝青，還豎起了電線桿，路面也裝上了照明設施。種種跡象顯示，這些基地已不再是特朗普停火方案中所描述的臨時設施，而更像是永久占領工具。

黃線以西由哈馬斯控制。幸存者住在廢墟之間，或住在巨大的營地里。冬季嚴寒已導致一些人死于失溫，尤其是嬰兒。如今夏季將至，氣溫將超過40攝氏度。此前的夏天里，已有兒童在塑料布搭成的掩體或臨時鐵皮頂棚中窒息，因為永久性建筑不被允許修建。

積水成為蚊蟲孳生地，廢棄物在堆填區越積越多，污水四處橫流，鼠患無處不在。盡管在巴勒斯坦醫護人員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努力下，部分醫療服務已經恢復，但整個醫療系統幾乎無法運轉。

各種精心設計的發展方案被不斷提出，用來掩蓋一個現實：對加沙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摧毀仍在繼續。對一些政客而言，加沙更像房地產投機的沃土。

在這些重建計劃中，巴勒斯坦人能得到的，最多也就是這種住房，而不是豪華住宅和“里維埃拉”。居民進出這個有圍欄的營地時，需要通過配備生物識別傳感器的檢查站。方案還提出，為“希望出國的居民”提供補助。

這些項目沒有一個征求過巴勒斯坦城市規劃師和建筑師的意見，盡管他們已經提出了多個重建方案。其中之一是“加沙鳳凰倡議”，由加沙地帶市政聯盟與當地及海外巴勒斯坦建筑師合作制定，基礎是“加沙仍然存在的社會與空間關系”。

按照這一方案，那些已從地圖上消失的社區和難民營——其中一些，如拉法和賈巴利亞，是巴勒斯坦民族認同的重要歷史中心——將按街區、按住房逐步重建，前提是極為謹慎地確認被夷平土地的產權歸屬。在重建過程中，每個家庭都會被安置在盡量靠近其原住宅的位置，社區也將參與整個重建過程。

強加給巴勒斯坦人的這些重建方案，隱含目的在于摧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生活。這也說明，為什么萊姆金在其種族滅絕概念中，為建筑留下了位置。他知道，一個民族如何組織空間，本身就是其歷史和社會結構的體現。

到頭來，重建在這里并非毀滅的終點，而可能正是毀滅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