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學校慢了，孩子等不起；建快了、多了，過幾年可能用不上。”

文 /巴九靈

中國的基礎教育，正在上演一幕冰火兩重天。

2016年，我國的出生人口達到了階段性高峰的1786萬，此后呈下跌趨勢，2025年已降至792萬，再創歷史新低。

很自然的，這幾年幼兒園關停潮、小學合并潮、基礎教育教師就業壓力大等一系列現象接踵而至。以小學為例，2022年至2024年，全國累計減少約1.28萬所，總降幅達8.6%，且減勢逐年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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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說大盤縮減，學位應該不緊張了。可就在2026年，多地出現了“蘿卜”遠比“坑”多的“學位預警”。

所謂學位預警，本質上是一種教育部門提前發布的“入學供需預警”。

具體而言，在入學報考季，提前告知家長，當年的入學供需情況，如“某些片區、學校或學段，報名的孩子可能比學校能提供的學位還多”。

據不完全統計，學位預警信號已出現在全國超40個城市，覆蓋18個省級行政區。

比如廣東和浙江，都涉及9個城市，并列排名第一。其中，廣東僅小學就有144所發出預警；而浙江一共只有11個地級市，相當于全省絕大部分地區都在預警名單中。再往后，上海、四川、山東等省市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預警。

同一個國家，同一年，有的學校招不滿要合并，有的學校一個班塞到50人。這背后，到底發生了什么？

當“學位預警”撞上“教育資源盈余”

要理解這個悖論，先看一組時間線。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田祖蔭近日指出，在全國范圍內，學前教育學齡人口已于2020年達到頂點，小學、初中、高中的學齡人口高峰則分別出現在2023年、2026年和2029年。

圖源：中國教育學會

這幾個節點不難理解，它們分別指向了2016年前后新生兒波峰段孩子們的各入學年份。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教授楊德才指出，2026—2035年，我國學齡人口變化將呈現“梯次傳導效應”，資源供給不足會產生矛盾。

2026年前后的特殊之處在：它既是這批孩子集中步入初中課堂的年份，也是出生人口進入下行通道的時期。此時，多地公辦小學一、二年級的班級數已普遍下降，教育資源盈余開始釋放。

再往后看，2029年也將是一個轉折節點。隨著出生人口持續下滑，初中及以下學段的人口將大幅減少，教育資源盈余會進一步顯現，再之后，這一趨勢會傳導至高中。、

綜合來看，全國學齡人口的時間演變路徑如下：2020幼兒園見頂→2023小學見頂→2026初中見頂→2029高中見頂。

但時間這個維度展現的是整體趨勢，空間上，教育資源并不會自動跟著人口遷移，當人口持續向部分城市和區域集中時，總量寬松與局部緊張便可能同時存在。

梳理各地的學位預警發布記錄：2023年前后，北京、上海、杭州、廣州、成都等一二線城市預警較為密集；近兩年，德陽、東莞、寧波、溫州等城市也陸續加入預警名單。

圖源：小紅書

這一變化，與過去幾年人口的流動趨勢相吻合。

宏觀層面，人口持續向以東部沿海、內陸省會為主的高線城市聚集。尤其是適婚年輕人的到來，意味著學位需求會逐步增加。像廣東、浙江這些前些年“搶人大戰”的深度參與者，無一例外都是2026年學位預警的重災區。

微觀層面，城市內部也在發生結構性分化。新城區、開發區人口激增，而部分農村、老城區的生源持續流失。“人流動了，但老校區沒搬走”，會形成一定的局部資源錯配。如果學校布局、人口居住與家庭擇校之間未能很好匹配，產業新區、熱門學區、新建居住片區就更容易出現階段性的學位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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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周期困境

把時間和空間兩條線索結合起來，就會顯現出以下特征：

首先就是搶人越積極，學位越容易相對緊張。城市搶人的初衷，無非是提振經濟、對沖老齡化。但硬幣的另一面是，搶來的人越多，教育等公共服務壓力就越大。

更微妙的是，這里還存在一個隱蔽的時間錯位：由于搶人政策瞄準的是20到30歲的年輕人，他們來了以后，大概率不會馬上生育，即學位壓力不會在搶人當年就爆發。但等到5—8年后，這批人陸續進入生育年齡、生下孩子并恰好達到入學年齡時，學位需求才會真正迎來井噴。

換句話說，若沒有提前規劃五年以上的教育用地和校舍，城市會陷入“孩子該上學了，卻沒準備好”的境地。

面對激增的入學需求，最直接的解決方法是通過新建學校、改擴建校舍或購買民辦學校學位來補充缺口。大多數城市的確也是這么做的，比如2026年，廣州計劃新增基礎教育公辦學位5萬座，其中1.5萬座為普通高中學位；成都提出新建、改擴建中小學及幼兒園40所，新增學位5.8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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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么做，也要綜合考慮其他因素。

比如，增加學位成本不低。以廣州天河區高唐路東邊新建的一所學校為例：一所12班小學加30班初中的九年制學校，共2040個學位，投資總額約2.56億元人民幣。

折算下來，每個學位的建設成本高達12.5萬元。而這僅僅是建設費用，還不包括每年支付教師工資、校舍維修、教學設備更新等持續開支。同時，相關的落戶門檻、進城務工子女入學等政策也要跟進調整，統籌難度不小。

再比如，“梯次傳導效應”已經明示學生的人口結構將在不久的將來發生劇變。隨著出生人口持續下滑，今天擠破頭的學校，說不定過幾年就會面臨“生源荒”。到那時候，眼下花大價錢建起來的學校，又該何去何從？

簡而言之，建學校慢了，孩子等不起；建快了、多了，過幾年可能用不上。這正是教育資源配置中典型的“跨周期困境”，一個要求城市政府在五到十年的尺度上精準預測人口走向并提前布局的難題。

今年5月，國務院印發了推動“公共服務隨人走”的《意見》，提到學齡人口流入較多的城市，應做好存量學位資源的挖潛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學位，并鞏固提升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就讀公辦學校的學位比例。

這一政策的出現，正是對人口流動與公共（尤其教育）服務錯配問題的回應。

圖源：中國政府網

“人口財政”的探索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城市增長依賴的是土地財政邏輯：賣地、修路、建園區、建廠房，通過招商引資把土地變成財政收入。但城市化進程到一定階段后，增量放緩，紅利收縮，城市發展過渡到了開始探索“人口財政”。

所謂“人口財政”，就是城市重新計算“人”的價值。一個年輕人進入城市，除了工作、創業，還要租房、消費、繳稅，之后可能成家、生育。年輕人口越多，城市未來的產業、消費和財政也更有想象空間。算下來，每個年輕人都是一筆未來的稀缺“資產”。

在“人口賬”邏輯下，搶人的上半場，主要用補貼、工作崗位和創業機會把人吸引來。比如杭州針對應屆畢業生設置生活補貼，本科1萬元，碩士3萬元，博士10萬元；寧波為青年人才提供租房補貼，每人每年1萬元。

圖源：杭州市民卡

許多城市還會拿出資源，進行多維度的扶持，比如長沙、成都等，推出青年人才驛站免費短住、保障性租賃住房低費長租、人才公寓減費購置等一系列舉措，讓年輕人從“來求職”到“住下來”。

然而，補貼并非萬能。它能吸引人來轉一圈，但如果來了之后找不到好的工作機會、看不到長期的職業前景，最終還是留不下來。

因此，搶人之后的留人，更要靠兩樣東西。

◎短期看，要有好產業。有活力的產業帶來足夠多、足夠好的崗位，年輕人才能有經濟基礎去考慮安家。

◎長期看，要有好的公共服務、好的生活品質。當年輕人已經在城市里工作、打算成家定居，子女教育問題就變成了“留住人”鏈條中至關重要的一環。而學區、學位，通常會直接決定一個年輕家庭最終是落腳還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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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這個邏輯正變得越來越明顯。近年來，人口流動正在從“單身外出”轉向“舉家遷徙”，家庭化流動已經并將長期占據人口遷移的主導地位。

根據統計，全國范圍內有約18%的人口常住在城鎮，但因為各種原因，戶口還在農村。在龐大的未落戶群體中，僅進城農民工及隨遷家屬就有約1.7億人。尤其是一線城市和強二線城市，因為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的差值往往比全國平均數更高。

這些家庭對子女教育、醫療、住房等綜合性、長期性公共服務的需求十分迫切，而子女教育問題，是最敏感、最緊迫的議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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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搶人”的邏輯鏈條從頭梳理一遍，是這樣的：

城市用補貼吸引年輕人→年輕人因為好產業、好崗位而選擇留下來→安定下來后考慮結婚生育→此時子女能否就近入學、能否上好學校，決定了這個家庭是否長期定居→如果學位緊張、入學困難，年輕家庭可能選擇離開→城市前期的“搶人”投入就打了水漂。

這就是搶人大戰下半場的新競爭格局：搶人的賬是當下的、顯性的，留人的賬是長期的、隱性的。補貼花了多少錢，當年就能算出數字；但學位夠不夠、教育質量好不好，往往要3—8年后才顯現出后果。

當然，“留住人”并不是單一因素決定的。子女教育確實重要，但如果沒有與時俱進的產業、崗位作為長期支撐，年輕人連留下來的經濟基礎都沒有，子女教育問題也就無從談起，正向循環同樣走不下去。

綜上，搶人大戰的下半場，要把產業、崗位、教育、醫療、住房等一系列因素放在一起看。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座城市對年輕人的“綜合吸引力”，缺一不可。

作者|袁一音|責任編輯|何夢飛

主編|何夢飛|圖源|VCG、網絡